艰难时期的父母亲（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

艰难时期的母亲

文：厚德载物 编：文风乐乐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感觉从1958年冬天开始到1961年的春天，那三年左右时间应该是国家，特别是农村，也包括我的家乡经济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困难的情景从1958年秋天开始显现。我在那年的8月进入临湘一中初中部读书。刚去的时候，吃饭是不限量的。米饭用大罗筐盛着，摆在饭堂的中间。学生们吃多少就打多少，没有限制。我那时候年纪小，个子也小，不敢同大学生争饭吃。每次吃饭都落在后头。但能吃饱。开饭结束的时候。盛饭的罗筐里都还有些米饭。但到了10月份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米饭的供应量明显减少。开饭的时候出现了抢饭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不少女生和个子小的男生根本打不到饭。学校不得已，采用分餐制，先是编组，每10个学生供应一盆饭；接着，让每个学生直接到窗口打饭。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干脆发钵子饭。到了吃饭的时候，每人凭票到窗口领一份连饭带菜的钵子饭。这样，人人有份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因为量少，饥饿的问题仍然存在。
那年，我12岁多点。按规定，每天的粮食定量是16两制标准的12两。也就是每餐4两，相当于10两制标准的2.5两。这样的标准放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是没有问题的。但那个时候不行。没有油水，没有副食。每餐能吃到的东西就是钵子里那2两多米饭和几片看不到油圈的南瓜、东瓜、白菜、罗卜。再加上加工过程中的浪费，漏洞，分配不均和用红苕顶替大米等种种因素，真正能吃到每个学生嘴里的还不到2.5两粮食。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当然是不够的！
因为饥饿，特别想家。有一天终于盼来了母亲。我估计母亲一定会给我带吃的东西来，于是悄悄的带着母亲来到我的集体宿舍里。母亲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了4个荞麦饼。
那是一种用荞麦、小米粉和白菜混合在一起，用油煎熟的小饼。味道本来不错，加上饥饿的缘故。我一口气就吃掉了两个。还想吃，被母亲止住了。说，留点明天吃吧！我下次设法给你多做点来！我说，您不用做这么好的饼子，您只要带些生红苕来就行。我只是饿了想吃东西。母亲一听，眼睛一红，哭了。从那以后，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母亲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只是每次周末回家返校的时候，母亲总是在我的书包里装满了能吃的东西。主要是大米、红苕、罗卜。家里已经拿不出别的像样的东西了。
时间到了1959年的冬天，家乡饥馑的情景显得非常严重。隔壁邻居谈顶怡，原本是个很精壮的汉子。40来岁，会做木工，吹锁呐，挑露水稻谷，200来斤的担子都不是问题。他就是因为饥饿的缘故在修水库的工地上吃多了俗语称之为冷饭团的土茯苓。胃被撑破，留下4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大年初三，大队部在龙门湾村开群众大会。要求所社员都去，到会者，每户可以领到一盒副食品。父母让我去代替，我去了。开完会，也领到了一盒半斤左右的副食品。打开一看，是饼干。放到嘴一试，不甜，但很硬。有人说，那是一种代食品做的。看得出，国家也是在想办法。
返回路过方家州的时候,看到路边不远的地里有一群人在围观什么。出于好奇，走过去看了一下，是一个犁地的人倒在地垅里。嘴里还含着一根野菜类的植物。好多人认识这个人，说是新屋生产队人称黑鸡婆的社员。怀疑这个人的死同饥饿有关。
这两件事，对父母刺激很大。他们开始思考对策。
到了农历正月15的头一天，生产队宣布，按照公社和大队的安排，队里要在正月16日，组织一批人到黄盖湖去参加围湖造田，其中有父亲的名字。
正月15日这一天，家乡人称之为“月半”也就是元宵节。按风俗，至少饭菜是要吃得好一点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里杀了一头不大的猪。要求全队人员都到公共食堂里吃“团圆饭”。
公共食堂设在伯父家住的中堂屋里。那是屋场里两组比较大的堂屋之一，上下三重，公共食堂的灶房设在上堂屋，中堂屋和下堂屋摆满了饭桌。这些饭桌都是各家各户自己准备的，原则上一户人家一桌。人数不多的就几户人家合在一起。饭，是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口定量用大钵子蒸的，一家一份，或者两份。菜，则是食堂里用小钵子打的。10个人左右一份。人数多的，份量多一点。
我们家和伯父家安排在一桌。位置就在伯父家的门口。
到了快开饭的时候，母亲要我和父亲先去食堂里领饭菜。当我们走进食堂的时候，那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人骂，小孩哭，乱哄哄的挤在灶台前面发食物的地方。小孩子急着要吃，大人担心发给自己的少了。生产队长陈国英站在天井里高声大气的发火：“都是饿死鬼逃生的！冒得恰吵！有恰也吵！”这个人，是大队部从陈家队调过来当队长的。30岁左右，个子不高，脾气大，嗓门也大！但在那种场合。无论他怎么发火，都无济于事！大家似乎都习惯了。
在灶台前的人们基本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和父亲也领到了属于我们家的饭食。一大一小两钵饭，三小钵菜。饭，是大米和红苕放在一起蒸的。红苕的数量占到了总量的三分之二！菜有三种，辣椒炒肉、罗卜、白菜各一。
这是过节的菜!平时是没有猪肉的！陈国英队长在大家领取饭菜的时候反复地讲了这个理由，要大家知足！
就在我和父亲将领到的饭食摆到桌子上的时候。母亲背着一个打猪草用的大竹篮带着祖母和两个弟弟一起来到了食堂。一进大门，就将那个大竹篮背进了伯父的家里。开始吃饭的时候，母亲先把从食堂里领到的饭和那份辣椒炒肉分给大家。米饭主要是分给了祖母和我和两个弟弟。她自己和父亲的碗里只有粘点米粒的，不大的两块红苕。分菜的时候，母亲先将其中的肉片数了数。而后从祖母开始，给我和弟弟们一人夹了两小片。轮到她自己和父亲的时候，就只有辣椒了。
“不是说杀了一头猪吗？怎么才这么一点。母亲小声地埋怨着。”
“快别说了，人都吃不饱，猪还到吃饱？当然长不大了！有就不错了，别让队长听见！”祖母劝道。
对于期待以久，又不多的食物。大家很快就吃完了。母亲小声到告诉大家，“屋子里的竹篮内有一鼎锅粥，一个个地进去打，别让队长看见！”
母亲是个有心人，她知道今天的团圆饭，靠食堂里供应的那点东西肯定是吃不饱的。早早地就作了准备。主要的是利用自己参加生产队大米加工的机会，从加工过程中筛出的米糠内，用加密的筛子选出了一些其中的小米。只可惜数量很有限，而且事情也不能公开。只能在饭前用一个大鼎锅，加上水和菜叶煮成稀粥。让大家多少能将肚子吃饱。这也是母亲只能在开饭前秘密的用打猪草用的竹篮将粥带到现场。并且要大家注意保密的缘故。当时的公共食堂要求很严，是不允许社员私人开伙的！何况，从米糠中得到的小米，也是公家的。母亲做这件事情是冒了风险的！
那一大鼎锅粥虽然很稀，而且，大部分成份是菜叶，但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当许多家庭在为没有吃饱而闹矛盾，发脾气，甚至动手打架的时候。我们家和伯父家却很满足。特别是伯父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事先，他们家一点准备都没有，完全指望食堂里供应的那点东西。待到他看见自己的孩子和我们一样享用那锅稀饭的时候。脸上露出的欣慰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吃过饭，回到家里。天已经很黑了。又比较冷。母亲吩咐我们说，家里的柴火也不多了。洗洗脚，早点睡吧！
按照常规，冬天的晚饭后，一家人一般都要围着火塘坐一阵子，烤烤火，聊聊天。邻居家的走动和商量事情一般也在这个时候。母亲让我们早早地上床睡觉，显然是有什么事情。
果然有事。
我上床不久，还没有睡着。就听见母亲对父亲说，
“明天早晨天不亮就走吧！要不，队里要你到黄盖湖去挑堤就走不了了！”
“我这一走，家里这一大摊子，老的老，小的小，留给你一个人怎么行呢？”父亲犹豫着说。
“不行也得行！”母亲坚定的说。”你的脚已经开始浮肿了。劳力又不强。让你到黄盖湖去挑堤。难保不出隔壁顶怡和新屋队黑鸡婆那样的事情。”
“那么，明天队里见不到我的人，你怎么说呢？”
“我就说你找人看病去了。你那个心里痛的毛病好多人都是晓得的。先这么应付着再说。反正共产党不允许饿死人。我们娘母子那点口粮还是会有的。只要你到了外面稳得住脚，在养活自己的基础能够挣点粮食带回来就行了。”
“你一个人出去，按说要让你身上带点钱应急，但实在是没有了。家里还藏了点荞麦粉。我做几个荞麦饼子让你路上吃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母亲开始做荞麦饼。
第二天早晨，当我们起床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家出发了。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们三兄弟每人一个荞麦饼，说是父亲走的时候留下的。一共5个，他只带走了2个。给你们兄弟每人留下了一个。并嘱咐我们如果有人问起父亲的去向，只说不知道。说话间，一脸的凝重！显然，母亲也是很难过，很担心的！
父亲就这样为了家庭走上了谋生的路子。从那天开始直到老人家回到家里来，一共有近两年的时间。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当年谋生的路子逐渐地清晰起来。
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前，父亲就同湖北省新堤县的一些渔民有些来往。父亲喜欢捕鱼。偶尔也做些短途贩卖鱼类产品的小生意。父亲为人忠厚，善于与人相处。同那里的渔民交往多了，就成了朋友。尤其是同一位姓黄的人家。那户人家是典型的渔民。家里只有一大一小两条渔船。平时就在渔船上生活。活动的范围就在黄盖湖及附近的长江水域。
1954年的长江大水之后。国家出于治理长江的需要。在长江与黄盖湖相通的地方筑起了防洪控制闸。解决了长江涨水大面积淹没农田的问题。之后，湖北和湖南两省分别在黄盖湖曾经的洪水淹没区建起了两个农场。父亲去的地方就是湖北的黄盖湖农场。小地名叫汤家嘴。
1960年春，父亲去的时候，湖北的黄盖湖农场刚开始组建不久。管理相对比较松散。农场的土地刚从淹没区中显现出来，地广人稀。加上黄姓人家虽然是农场的居民，但因之前长期在水面流动。还没有完全纳入集体组织管理的范围。仍然靠自己打鱼谋生，不存在吃公共食堂的问题。这就为父亲的落脚和生存提供了空间。
在那近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主要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帮助黄家做事。用现代语言叫打工。由此得到黄家人的芘护和支持。第二，在这个基础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设法获取各种食物。送回家，解决家庭的饥馑问题。
父亲的谋生环境是非常艰难困苦，且充满危险的。
在父亲离家之后20多天的一个深夜。父亲挑着一担莲藕和干鱼虾回家了。母亲非常高兴。连夜将莲藕煮了一大锅，将全家人从床上叫起来吃。因为没有油，母亲特地炒了一些父亲带回来的干鱼虾让我们就着吃。那种味道和感觉真是好极了！
当我们吃得非常高兴的时候，父亲因为太累，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竟然睡着了。祖母见了，眼泪就出来了。
第二天，母亲将父亲留有家里休息。因为怕人知道，要父亲躲到平日很少用的阁楼上去睡觉。让我在家里给他打掩护。当天晚上，又让我跟着父亲到他落脚的地方去看看。说是，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办就让我去。那时候，我是在校学生。周末和假期可以自由活动。
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我和父亲就出发了。每到一个三岔路口，父亲就会停下来，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就这样紧走慢走，直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才走到父亲落脚的地方。
那是湖边的一个荒丘。荒丘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小水竹和灌木类植物。父亲居住的窝棚就搭建在灌木丛中。一条很小的路从湖边延伸进去，如果不是父亲带着我，即便到了附近，也很难找到那个窝棚。
窝棚非常简陋。完全是就地取材，用现地的小树枝和茅草搭建起来的。里面除了有一张用竹片组合起来的，有一米来宽，50公分左右高的床铺之处，再就是一个用乱石头垒起来的，可以在其中生火做饭的小灶台。父亲解释说，黄家的人平时就住在船上。男女老少都有，自己不便同人家挤在一起，只能住在这个窝棚里。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怕大风大雨的时候抗不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对付着，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窝棚里有一口小铁锅。窝棚顶上吊着的一个旧布袋里有些米和干鱼虾。父亲用那些东西急急忙忙地做了一顿午饭吃了之后，就连忙赶到黄家帮忙做事去了。直到天黑了一阵之后才回来。给我带回来了一碗米饭。说是黄家大娘听说我也跟着来了，特地安排带回来的。他们家有个孩子叫黄传浩，与我同岁。
在我吃饭的时候，父亲拿着一个名字叫虾扒的小型捕鱼工具出了门。当我吃完饭，朝着父亲出门的方向找过去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湖边的水中有个人影在晃动。走近一看果然是老人家。他的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下身穿着单裤。正在水中捕捞小鱼虾。
那是一种原始而简单的捕捞方法。事先在湖边的浅水中安放一些带着叶片的小树枝作为诱饵，吸引小鱼虾附着在上面。捕捞的时候，用网状的虾扒连同诱饵捞出水面，来不及逃走了小鱼虾就成了收获。
做这种事情虽然不复杂，但很辛苦，也有危险。那时候还是初春，水很冷。长时间浸泡在湖水里，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御寒，父亲只好上身穿着破棉袄。有时实在受不住了，还会在岸边生一堆火。在水中劳作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上到火堆边烤一会儿再下水接着干。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刮大风，下大雨，甚至落雪的时候。其艰难的程度则更甚。父亲为了躲避当地集体组织的追查，防止当地人和他争夺生计，他的劳作只能在夜暗中进行。独自一人在夜暗的湖水中摸索着干活，万一遇到意外的特殊情况，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其危险状态是显而易见的。
父亲的谋生方式不止这一种，还有多种。例如，窝棚的附近有不少荒山。山上有小水竹，黄荆条，父亲只要有时间，就去砍，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借人家的小船运到新堤县城附近供销社去卖。春天，山上有小水竹笋的时候，就去采来，去皮，用开水杀青晒之后晒干。除了自己吃，还带回家去。湖中有野藕、野鸭。父亲也会设法去采挖，捕捉，只是受条件限制，能够弄到的机会很少。
以上这些，还只是父亲的副业，他的主业是帮人干活。
父亲结识的那些朋友，虽然是在艰难的时候，接纳了父亲，为父亲的谋生提供了一些空间。但从内心里，他们实际上是把父亲当成一个打工的廉价劳力。
当时，家乡已经实行了严格的集体生产管理制度。而黄家的那些人，受当时的局部环境影响，实际上还是个体户。基本依靠自己打鱼为生。他们正需要劳力帮他干活。主要工作是协助他们用一种名字叫“迷魂阵”的方法捕鱼。这种方法是在湖水中用2米左右高的楠竹片编扎成的竹廉子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图型，将鱼儿引诱到一起进行捕捞。干这种活，劳动量很大。要先将楠竹劈成片，用麻绳编织成2米多长的廉子，而后再安插到湖水中。麻绳和竹片浸泡在水中，风吹浪打，很容易坏。加上扩大生产规模。父亲就得不停的跟着他们一起，劈竹子，编廉子，下水安装和维修围栏。这些都是重体力活，尤其是到湖水中去安装和维修围栏，为了保证定位准确，需要有人站在水中操作。站在淹脖子深的水中，一站就是半天，甚至一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刮风下雨的冷天！干这些艰苦危险的重活、苦活，一般都是父亲。尽管黄家人家中在比父亲年轻，身体好得多的劳动力。
父亲是很老实的人，很能忍气吞声，很懂得感恩。一般都不会讲他人的坏话。但在那出处谋生的岁月里。私下里也会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埋怨。认为自己是“人在屋下，不得不低头”。
为了解决家中极度的困难，父亲也曾从黄家人捕获的鱼产品中商取一些东家挑选之后的小鱼到市场上变现，或者运送回家急用。按说，那也是他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至少在价格上可以得到一些优惠。但，那都很难！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折算给父亲的。以至于，父亲在那里干了两年多之后回家的时候，不仅没有工资可言，而且欠下了对方300多元的鱼款。这些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政府普通办事员一年多的工资总额。这样的钱，诚实守信的父亲在事后，多次给我写信，让我在部队分次直接将钱寄给了对方。
父母的艰难还不止于此。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村子里，也就是生产队的一部分人对父亲外出谋生的行为特别的反感、眼红。认为他是在外面搞资本主义活动、发财。要他回到家里同大家一样参加集体劳动，否则就要交纳惩罚性质的巨额罚款。这两个方面，父母亲都无法做到。1961年冬的一天，生产队专为处理父亲的外出问题开了一次大会。母亲事先知道会议的内容，她要我去代表她去参加会。她怕自己脾气不好，在会上发火。让我去顶替。但让我少说话，莫表态。只说回去告诉父母。
会，是在生产队的保管室里开的。开始的时候，人还不少。一听说是开我父亲的会，陆续走了不少。最后只剩下了队委会的人和几个社员。会，是由当时的生产队长谈伯裕主持的。这个人，平时还是蛮谦和的。与我们家的关系也还可以。但，那天晚上的火气似乎特别大。坚持要我父亲三天之内必须回来出集体工。否则的话。每天要交三元钱的承包款。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那就每天扣罚50个工分。本人的罚完了，罚全家的。开始的时候，说罚工分的事，从三天之后开始算起，有人提议，要从头一年我父亲外出的时候算起。记工员谈国雄当即拿出算盘算了一下，不说之后，就说之前的惩罚就已经把我们全家当年的工分总额罚成了负数。也就是说，我们劳动了一年，所有的工分全部罚光了！还倒欠。
会议的火药味很足！我按照母亲事先的交待，不管人家怎么说，反正不认可，也不反驳，随他们怎么说。散会之前，队长要会计写了一张认罚的纸条让我签字。我不肯。说作不了主。会上有人附合着说，他（指我）签字确实不着效。算了吧！会就那样散了。
只过了几天就是农历春节。按照风俗，父亲是必须回家过年的。正月初二一大早，生产队的付队长戴明清和社员谈国珍就找上门来。要父亲到队部，也就是保管室里去谈事情。我和母亲跟着去了。他们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要父亲签字。纸条上写的内容是，要父亲要么交承包款，要么交罚款，数额都很高，根本无法接受。父亲当然不肯签字。对方就发起火来！说了很难听的话。母亲是个性格很刚强的人，哪里受得了那样的气。也顶了几句。对方就气势汹汹的从旁边的箩筐上拆下了一根麻绳要将父亲绑起来送到公社里去！我就站在旁边，开始还以为对方只不过是吓唬一下。没有想到，他们还真的将父亲的双手绑了起来，推着往外走！要到公社里去。母亲很生气，但没有动手！还对父亲说，去就去，公社会有人讲道理的！天塌不下来！
父亲就这样被他们两个人绑着送到坦渡公社去了。那时候的公社机关还在靠近湖北的八角畈，离家里有七八里路。
下午吃过午饭不久，父亲就在我们坐立不安的等待中回家了。
父亲说，他们到了公社之后，先找了在大队办点的公社干部毕火生同志。这个人之前在大队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人称毕书记。
毕书记一见到父亲被绳子绑着，立刻上前帮助解除了。尔后，当面批评戴明清和谈国珍不应该用绳子绑人！好言安慰了几句，就让父亲回家了。
事后，我们了解到，那天，父亲在公社没有受到责难，除了因为父亲平日里为人老实、勤奋，毕火生同志对他很熟悉之外，与当时中央正在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有关。中央已经发现，1959、1960年的农村经济困难与政策上的极左有关。确定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关闭公共食堂，允许农民种自留地，适度放开自由市场，减少社会矛盾，严格禁止干部打骂群众等等。
有了毕火生同志的这个态度，父母亲就放心了。父亲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大大方方的又出门谋生去了。直到这年的年底，中央的农村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家乡的日子已经不那么难过了。父亲也就结束了在外谋生的日子。完全回到家里参加集体生产。
其实，父亲并不愿意在外谋生。正如俗语所说“在家千般好，出门时时难”！有家有室的人，何苦在外面飘泊呢！父亲当时之所以那样，实属不得已！

我国农村的集体化制度从1958年开始持续到1978年，整整20年！
实现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将土地、大牲口、大农具统归集体所有，农民依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凭贡献获得生活资料养活自己和家人。这种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农民出现两极分化，重新产生人剥削人的问题。当时在宣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时，说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天梯”也是有道理的。
实现这项制度的结果，对于改善当时国家和社会的现状也是起了很大进步作用的。它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高比例的社会积累，为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大规模的，集中统一的水利建设和交通建设，广大农民，用公社社员的身份，基本采用义务劳动的方式极大的改善了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许多水利设施直到今天仍然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得那样快，与当年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生产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当然，当年，农村、农业生产采用的集体经济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实在的。尤其是早期出现的共产风、胡夸风、平调风和部分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给普通群众生产积极性所造成的负重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类似父亲当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危险出外谋生。类似我们家庭成员吃不饱饭的情况在当时的农村，仍至整个社会都是存在的。这是我们党在如何组织建设和管理新中国过程中值得反思和总结的教训。
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仅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如何富起来，强起来的问题上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父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但，老人家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了子女和家庭，那样刻苦努力，奋不顾身的精神美德和作为让我们永世难忘！
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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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qq491197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