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把握未来 民办教师，苦不堪言。转正，成了我和家人多年的一块心病。有证民办转正，有两个途径：一是民转公，民转公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论资排辈，对自己来说，那时候看来，那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一是内招，离职进修二年，对象是三十五岁以下的民办有证教师。在当时，我走“内招”这条路是比较明智的。 1993年4月内招通知下发到各乡镇教委，与往年不同的是：名额泼到各乡镇，五比一，考中函教材外加政治。张校长说，中学我够条件。参加工作十多年，这是唯一的一次转正机会，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小学那头，只有四人报名。说是老虎岗给两个名额，必须得有十人参考。张校长说，小学报名的四个，对中函教材挺熟，说我报名根本考不过他们，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我报名加上小学的四人，正好凑够五人，争到一个名额。那意思，显然，我报名也是个陪考的角色。听了张校长的真知灼见，我很灰心，我不是迷信小学的那四位，只是想，自己万一考不上，破费几吊钱是小事，丢人现眼是大事。为此，我没有拿定主意是否报考，准备过两天再说。 有一天，与马校长在语文组提到了内招报考一事。马校长说，内招是自费，二年学费三千，小学四人报考，因为没有凑足五人，没报上，分配的两个名额不给了。他说，如果因为自费，小学那头都不报，他为我上一趟安达，给我要一个名额。马校长的一席话，像给我打上了一针强心剂，让我感到格外的振奋和温暖。中心校校长任志厚实在是一位大好人，几次到中学找到我，同我商量，说如果我报名，他在小学那头再给找五个陪考的，把两个名额都争到手。这样实际就是五个人争两个名额，说我希望很大，还说其余五人陪考的费用由考上的两人均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跟任校长交待：因为是自费，又是离职二年，我回去也得跟家人商量一下，报不报第二天给他个准信儿。 来家，把实际情况一说，亚杰十分支持我报考，她对我很有信心，说这学得上，家里再难也得上，这是正事。别看亚杰没念几天书，却是一位相当开通而有远见的女性，关键的时候，在我犹豫的时候，她总是能给我加油，推我一把。 我找到任校长，告诉他我报考。报考所需的四证我都有，就是差照片。任校长说明天上安达报名去，让我抓紧准备照片。 在小街里，我没能把照片的事解决了。情急之下，学生刘德鹏的父亲告诉我，永合六队有个叫刘显成的，他能照，是个单眼，说离这四五里地。我只得骑车去了永合六队。找到刘显贵，他说没黑白胶卷。返回单位，说了难处，张校长叫我拿学校的相机带上黑白胶卷再跑一趟，学校没药水，要不在学校照了。我第二次走进了刘师傅家，他觉得很过意不去，说他不是没胶卷，说他就是不愿给中学的老师照。这其中当然有缘故：头些年，他给中学的老师没少照相，也从来没有要过钱，可是一到学生照相，他就靠不上前了。当时主抓教育的是李红旗，不单单中学，就是小学的相都让李红旗的媳妇给霸下来了，刘师傅说，外人根本插不进去。我诚恳地给了他好多安慰，也当即表示，往后我班学生照相给他捎信。 照片的事总算解决了，今年的内招考试，我满怀信心地报了名。 内招考试时间是1993年8月15日，地点在望奎二中。 14号报到那天，说好了早上六点半在车站集合，一块儿奔赴望奎，可是直到九点多，陪考的又是带队的李德宝才上来。不能再等了，直达望奎的车没有，只能坐青冈的车，到青冈再倒车上望奎。李德宝、杨玉琴、王福财和我登上了开往青冈的汽车。坐了近三个多小时的车，我们到了青冈。青冈是个贫困县，县城不大，街道上烂泥片片，冷冷落落。在青冈没有多停留，便改乘开往望奎的汽车。 青冈和望奎是邻县，两县相距六十多里，车行至望奎边界，就有种新感觉。望奎属丘陵地带，公路两侧，小土山，连绵不断。山坡上，稀稀落落的房屋，清一色的起脊房；有的小土丘上，只住着一户人家，阔绰的小建筑，被齐腰深的蒿草包围着，远离生活的喧嚣，尘世的纷扰，有的只是大自然的泛灵和圣恩...... 望奎在交通方面，管理很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查证件，抓违章；汽车行驶在土山的夹道上，左拐右绕，走走停停，我们乘坐的客车，像孙悟空师徒去西天一样，缓缓前行。等我们来到望奎，报完名，吃完饭，找好住处，太阳已经落山了。 报考实际竞争的五人，只有王福财、杨玉琴和我报到了，陪考的五人只上来李德宝一人，这次考试实际上就成了我们三人争两个名额。他们三位都说，这次内招，我是十拿九稳了。我并不觉得，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赢家。 15日是内招考试的第一天。 上午考数学，试题挺难，我没有答好，能及格就不错了；走出考场，我心灰意冷。午饭，只吃了几口，就一阵阵反胃呕吐。下午，往考场走，我吃了几片药，强打精神走进了考场。下午考教育学和心理学，一张卷，考场极严，一动不让动，甚至随便回一下头，流动监考便走上去，“啪”一个大戳子，“此卷作废”，收上准考证，取消考试资格，下一年度也不准报考。监考老师、流动监考和主监考老师，望着这些惺惺作态的“冷面判官”走来走去，哪个考生不心惊肉跳？再有二十多分钟就要结束这科考试了，还有几个小题空着，我从怀里掏出书寻思抄点，没想到，我刚把书掏出来，就让监考老师看见了，她走到我的跟前，伸手把书拽了去，十分可气的男监考也走近我，把我桌上的准考证也拿去了，交给了流动监考。这下我毛了，没了准考证，后果可严重了。我放下笔，立即“开展工作”，这个男监考叫我坐下安心答卷。我回到座位，心里仍七上八下的。这时，主监考走进了来，手握大戳子作废了好几份卷子。值得庆幸的是流动监考没有声张，更没有把我的准考证交给主监考。主监考走出屋，男监考跟我小声说，他一会儿和流动监考通融一下，把准考证要回来。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专心答卷。交卷的铃声响了，我是最后一个交的卷子。我寸步不离流动监考的左右，他走到哪我跟到哪，真是好话说尽，在去往望奎教委的大街上，总算感动了他，把准考证给了我。这位好心的也未必长命百岁的流动监考原来是兰西带队的，大名叫张成有。一场虚惊之后，回到旅社，学说了事情的经过，其他几位都说我万幸。 下午考教育学和心理学，一共有十七个准考证被收上去了，有十六人的卷子作废了，并取消了考试资格，只有我一人漏网。晚上，躺在床上，我暗自发狠，明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存侥幸心理，能答多少答多少，说什么也不能冒这个风险，死心塌地地答卷。实际竞争的就我们三人，虽不能说自己板上钉钉，但我根本没这个必要。 第二天的考试，上午语文，下午政治。考得比较轻松，自我感觉良好。从考场出来，就上车往回开。在车上，我有说有笑。到家不算晚，天刚擦黑。家人听说我的望奎之行考得不错，异常兴奋，自己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1993年8月末，张校长上安达，带回一个令我和家人振奋的消息：内招成绩回来了，我考了全市第二，与第一的只差四分，杨玉琴和王福财被我远远地甩到后面了。张校长把内招成绩卡都拿了回来，录取结果还得过些日子能下来。张校长说，无论咋录取，我肯定考上了。 内招考试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十一月份下旬才下来，通知上说，十二月一日到地区教育学院报到，学费四千（含助学金一千）。一接到录取通知书，组内同志就撺掇我请客。临上学走前两天，在家预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饭菜，学校方面请了校领导和语文组的老师；因为在永安大队种了地，也把永安的村干部请来了。在开饭时，我饱含深情地讲了几句话。 这次上学走，带了近五千块钱，家里就几百块钱，余下的钱大都在哥兄弟那抓的。本来，寻思让马校长在单位给我整两个，可马校长说单位的黄豆还没卖，眼下没钱，他说缺多少在他那拿。我没在他那拿，心里很不是心思。临走，在亚芝那借了五百。我吩咐亚杰去的，岳父感觉啥贡献没做，很过意不去，他也跟亚杰上了一趟羊草镇。为这岳母在家跟我吵了一架，说老爷子不该跟去借钱，尤其说我上学是给自己上，这话把我说恼了，我把岳母好一顿抢白。 当时，岳父岳母从大连回来，无处安身，在我家迁就，我这次上学，关系到我终生命运，上学的钱都是借的，老太太有钱，我不指望她帮我，老爷子跟亚杰上一趟羊草镇，岳母咋也不该吓成那样。因为这，许多年后，与岳母之间，我一直有种隔阂感，对岳母当时的行为，我不能理解，我也无法原谅。 现在，日子一天好比一天，岳母对我及我的家人也一天好比一天。对岳母，表面上，我还是能够过得去的，但内心里，总是很有想法的。这就好比两个人在路上走，你的同伴说，小心点，别掉进壕沟里，你顶天说一声谢谢；可当你掉进壕沟里不能自救时，这时你的同伴伸出援救之手，你会感激同伴一辈子。这就是说，救人要把握火候，当初为了上学，那么难，岳母都看我笑话，要求我完完全全地认可她，根本不可能。 上学走那天，岳母表情木然，我的心在流泪，岳父、亚杰和孩子倒是满心欢喜。临走，死冷的天，爸爸也来送我，我很感动。我暗自发狠：这两年，我一定学出个样子来！
在教育学院的二年的学习生活中，从我个人来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都获益匪浅。
到教育学院不到一周，我就给院领导和老师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组建班委会时，部主任李信便委我以“中师一班班长”的重任。内招同学，来自绥化地区十个市县各中小学的教师，都是三十左右岁的成年人，作为他们当中的“小小领袖”，我承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同时，我也勇敢地承受了来自各个方面意想不到的挑战和锻炼。我的每一天都相当地忙。 1994年1月13日，安达老乡李长生突然发病：半身麻木，喉结神经麻痹，进食功能丧失，只能用管子往胃里蓄食来满足身体需要，说话含混不清，生命垂危。作为一班之长，在紧急抢救的整个过程中，我理应身先士卒，我理应付出许多。病发当晚，我立即召开班级干部会议，明确了第二天的分工：生活委员苑纪奎去慰问在五门诊打点滴的同班同学张福芹，学习委员贾坤、文艺委员魏洪珍留在班级维持班级的正常学习生活，我和副班长刘长文和杨玉琴领一干人马去市医院。第二天早自习，我在班级讲：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如果李长生病情恶化，我们要有所表示，我们要请最好的医生，使用最好的药。李长生是我们集体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掉队！上午从医院回来，我把李长生的病情反映给了院领导和部主任，以求得学院的高度重视，并能在李长生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也能伸出援救之手。午间，田立东和迟庆权两位老师到教育学院找我，我正在班级组织召开班级干部会议，落实周六歌舞晚会的有关事宜，我让他俩到310寝室等我。会后，我急匆匆地回到寝室。田、迟是来参加高函学习的，他俩不准备长住，只住一宿，如果与班主任整明白，准备马上往家开；可是学院里有规定，凡是住一宿的，一律不办理住宿手续，他俩找到我，让我给通融通融。我找了接待室的人，好话说尽，也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得给副院长范永盛打了电话。范院长是安达老乡，他乡情极重，两三句话就解决了。下午，我又带着十多号人上了市医院，我找到主治医师孙某，详细询问了李长生的病情。孙医生说，李长生是脑干血管阻塞，如果控制得好，不出现反复，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他说，脑干血管在周身和大脑的血管中，最细又最薄，血液受阻时间一长，血压增高，也很容易破裂，如果脑干血管破裂，任何抢救都是徒劳的了。从医务室出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但在前来探望的诸多同学面前，我还是表现得很冷静：“问题不大，正处于恢复中。大家都守在这也不解决问题，你们回去好好休息，晚上由刘传祥、刘晓东和我护理，明早你们来换我们。”把他们打发走，我们三人默默地打发寂寞而冷清的漫漫冬夜。病房里，床挨床，窄窄巴巴，我们三人只能偏挤在床沿上，一夜没有合眼。
临近寒假的一天，也就是在护理李长生一夜未合眼的第二天，上午，学生会干部，把两个班级班干部叫到一块，兜一兜周六歌舞晚会的有关事宜的落实情况。会上，二班班长李长印和部分班委会成员，非坚持让我在晚会开始前，代表学生会和班委会发言。午间小睡了一会儿。下午我便一头扎进空荡荡的教室，赶写这个非同一般的发言。当晚六点整，隆重推出了大型歌舞晚会“祝你一路顺风”，院领导和部分老师也都如约到会，学术报告厅坐满了人。我的发言充满激情，反响相当地好，用一些同学的话说：“院领导的讲话不行，咱们班长的讲话头子！”整个晚会进行了4个多小时。 寒假过后，开学返校，李长生同学在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下，已经脱离了危险，奇迹般地出院回家静养去了。李长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不只是他个人的努力，最主要的是抢救及时，早自习一发病就立即把他送进市医院，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尤其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在我的发动倡议下，中师班一百多号人，小教部的领导和老师纷纷伸出友爱之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共捐了1500多元，这为使李长生得到很好的治疗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许多同学都说，得回在上学期间，如果在家，别说得不到这么好的治疗，根本也不能这么及时，稍微耽误耽误，后果不堪设想。确确实实。
学院生活二年，各种活动的开展比较多，院领导的主要想法无非是拴住大伙的心。作为一班之长，每次活动的开展，我都会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 老李，是我93年内招同学。因为他谢顶，脑袋上没几个毛，秃秃的，亮亮的，背地里大伙都叫他“碱巴拉”。 他的脸呈明显的凸状，黄而且黑，脏兮兮的，他洗脸时也很马虎，常常是把毛巾浸湿，拎出一拧，擦一擦便完事，在绥化学习生活的两年中，几乎没见他例外过。 他高度近视，戴一副变色近视镜，老远瞧去，两片深棕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明显的特征。摘下来，往床头横拉的小绳上一挂，两片深棕色便随着铁窗的嘎吱声荡秋千，他却直挺挺一躺，浑然不觉。 他的身材高大，两肩总是耸得高高的，端膀挺胸，迈着鹅步，步子大而缓。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咬文嚼字，一顿一顿的，有点儿像母猪撒尿一般，一股一股的，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如果把他说的话写下来，我敢说，没几句能符合语法规范的，同寝的人都说他思维混乱。 他常穿的是一身草绿色或深蓝色的中山装，上衣的扣子总是一个不少地系着。他的衣服在整洁的阶段我没眼福见到，胸襟上常常油渍斑斓。他的生活比较邋遢，起床后，被子通常连同脏褥子随便一卷，往床头一堆。不过，平日他挺节俭，每次开饭，一般不打菜，干噎两个烧饼抑或干擂两个馒头。倒是挺有意思的是，早上大伙的鞋垫儿还没从暖气片上拿下来，他便把凉干粮挤放在上面，甚而连一张纸都不垫，当着他的面，同寝的人都说，这样热干粮，养分大，把老李吃得膘肥体壮。 与人接触，老李亦好刨根问底，不厌其烦，有点神经质，因而同寝的人都不爱搭理他，连他的老乡都说他是啥也不是那伙的。
1994年4月初，学院组织了朗读和演讲比赛，在试读试讲之后，班主任把班级干部召集到一块儿，商定一下最终参加决赛的人选。会前，学生投票，同寝的老李没有入围，会上和老李比较要好的陈灵国捧了几句臭脚，我一时气不过，说老李的稿子不行，颠三倒四的。自然，没让老李参加决赛。会后，有人嘴快，传到了老李的耳朵，老李憋了一肚子火气，上午找我谈，中午找我谈，下午找我谈，甚至晚自习时还找我谈，向老李透话的稳不住架子了，怕我和老李干起来，忙出面调解；跟老李下舌的是生活委员，我没有猜错。 与会的班级干部，同寝的学习委员贾坤不可能，体委丁英有头脑，啥该说啥不该说能把握好，杨玉琴是我的老乡更不可能；陈灵国虽与老李挺好，但会后他回家了，即使有机会，他那人挺鬼，知道哪头大哪头小，使坏的可能性不大；老魏嘴挺严，说咸道淡也不可能；剩下的就是315室的三位了，这三人中，杨志平嘻嘻的，当晚和我闲唠了，他始终没动地方，当时刘也在场，刘不可能向没一点人味的李说些乱七八糟的；剩下的就只有生活委员了，生活委员说话直来直去，没啥心眼子，他经不住老李用话套。如果生活委员不向李透话，我和李不会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生活委员出面一再解释说，这事怪他，不该跟老李说。我与老李之间的不快，尽管很快烟消云散了，但这以后，我对生活委员很有想法，内心里对他的埋怨，临毕业也没有完全消除。 记得有一回，生活委员找到我，说我不在校时，他组织了七八人搞了搞担当区卫生，在大伙的撺掇下，他领大伙上饭店吃了点饭，钱是他付的，他找到我，递给我一张条子，那意思是让我签了字，好拿班主任那用班费报销。两年的班费，不是个小数字，一万来块，平时开销，只要我签字，拿到班主任那就可报销，没我签字班主任不受理。这个条子，我给生活委员挡了回去。我不在，领大伙上饭店用班费报，岂有此理！我没签字还因为上次与老李之间的事，如果生活委员不向老李透风，我与老李之间也不会火药味那么浓。最后，生活委员没办法，饭钱只得让大家均摊了。生活委员这次“坐蜡”以后，使他的群众威信一落千丈，这都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我。 我们这些人，离家在外，一心上学的几乎没有，整日想得最多的就是放假，天天放假才好呢，尤其一到农忙，学员们整天和我嚷嚷，催我把大伙的呼声反映到部主任，反映给院领导。在这方面，我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这方面的实情，同学王建臣在已发表的小说《民办教师》中有过比较详尽的真实叙述。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 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姓单，个儿不高，瘦瘦的，说话挺和善，非常好接近。每次我们大型集会，他都应邀到场，讲话从来不拿稿，他的话讲得相当有水平，一色排比句，一色文学语言，饱含感情，深入人心，在学员中，单书记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是从肇东师范调过来的，在肇东师范，单书记的知名度也很高；听一些肇东的同学讲，单书记在做人的思想工作方面，相当有办法。1989年学潮期间，学生要上街游行，他往校大门口一站，一番动情晓理的规劝工作之后，张罗游行的学生都老实了。为了争取放两个月的秋收假，我带上大伙的意见，拿着写好的申请报告找到单书记，我反复陈述了我们的诸多难处。我们这些学生家都挺困难，一入秋，脱坯扒炕抹墙撂秆子，起甜菜扒玉米打场送公粮；入冬前还得搂几车烧柴，用马车得等别人用完了才能去求爷爷告奶奶，秋收假咋也得两个月。单书记很有同情心，说自己也在农村呆过，三春不如一秋忙，现在都硬撑着饥荒来念书，不为转正将来多挣几个谁来，单书记一再表示跟主管的李院长商量商量。 咳！如果不是因为二班班长，两个月的秋收假，也不会出岔子。
二班班长和我的矛盾是走进教育学院的第一个教师节开始的。 教师节的前几天，二班班长想把两个班的同学和各任课老师，一起叫到饭店餐一顿。我想，大伙都挺困难的扯那个蛋干啥，就跟二班班长说，我们班不去了，给各任课老师买点纪念品得了。二班班长很上火，因为他已经通知了各任课教师，我班不去，所有的费用就由二班承担，二班学生当着班长的面就埋汰他，说他是耗子舔猫屁股，溜须不顾命，拿大伙的钱交人。从这以后，二班班长对我很有想法，所以春季的篮球赛，就成了二班班长和我的对抗赛。二班班长暗中交待，对一班是一场硬仗，一定要打赢，打不赢身上的运动服钱自己掏，赢了不仅用班费报，还得下饭店。获悉二班班长的狂言，我跟队员们讲：咱们不扯那个蛋，赢不赢该报报，该吃吃，也不是日本鬼子抓劳工。二班班长的狂言反而激怒了我班队员，结果我班大胜，二班班长这下蔫了。 二班班长听我说秋收前“为民请命”找了单书记，他可算寻找了反击我的机会。二班班长问李院长，农忙假放多少天，田从小在城里长大，也不晓得农村的情况，就说你看得多少天够用？二班班长说，顶天一个月，都不多地。李院长说，那就放一个月，给你们把假放足。二班班长说，听说一班班长张林找了单书记哭穷想放两个月，还在学员面前蛊惑说，再学还不是回去当教师，最没尿的就是老师，吓唬家雀都不飞，说他回去改行。李院长很生气，说这是啥干部。二班班长从李的办公室出来，李就坐在办公室里生闷气，这帮学生太瞧不起我了，没把我放在眼里，单书记也太过分了，作为主管院长的我总不能连蹶子也不尥就让你单书记牵着鼻子走。
一天早上，我正在看小说，班级干部和个别学生围了过来，我知道：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自己早晚也得找主管的李院长。我没去上课，上了三楼。走进院长办公室，李院长正往杯子里倒茶水，我冲李院长礼貌地笑了笑说李院长上班了。李院长哼了一声，阴着脸说，“不上课上这来干啥？”我把学员要求放两个月的秋收假的诸般理由说了。李院长一边喝茶一边看报一边听我陈情，显得很不耐烦，扔了一句：“这是我们领导的事，等我们研究完通知你们，回去上课吧！”我碰了一鼻子灰，没有得到李院长明确答复，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寝室。 第二天一早，我给班主任留个请假条就回家秋收了。结果，到家不两天，接到通知，秋收放一个月假。原来李院长找了地教委领导了，地教委领导当然说按省文件办，只放了一个月。 咳！都怪二班班长，如果不是他别有用心地去了李院长那搅和一下，李院长和单书记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分歧。咳，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这些抛家舍业艰难求学的学员，这个二班班长，真是缺德透了。
在教育学院生活二年，我与同学王建臣有较深的接触，交情也甚厚。他挺好写，也比较能写，一写起来，课也不上，往床上一趴，没黑没白，像中了邪似的，他的投入，他的执著，他对于文学的痴迷程度，我都自愧弗如。 1985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安达有个王建臣，经常在市《文化生活》报上发表小小说。我也曾一度痴迷于诗歌创作，爱好充满人生悲情的文学，嗜书如命，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也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于是，我和王建臣在一块探讨文学创作方面的话题就相当地多。他对我挺看重，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求我给好好看看，给好好改改；他从来都那么虚心，从来都那么诚恳，我也便无任何保留，提起笔来，在他的稿子上勾来抹去，我们之间的交情，也随着勾来抹去的交往逐渐加厚。每次改好，把稿子转给他的时候，他都要求我同他交换创作意见。谈起文学创作，我们旁若无人，滔滔不绝。
王建臣在婚姻上很不幸，先后有过多次婚变，自然，他在这方面的感情经历也颇为丰富，他的小说描写性生活的地方比较多，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我这样写道：纵观文坛，写裤裆里的文学作品不少，但经得住考验的不多，问题就在于：没有把性做最艺术的表现。《红楼梦》做到了，《白鹿原》也做到了。要写出拔尖的作品，首先要把这两部书吃透，要知道，最好的艺术无不是性的最艺术的表现。在信的最后我鼓励他说，“你的小说创作，有这方面的倾向，路子无疑是对的，坚定地走下去，相信你会成功的！”后来，他确实写出几个较有份量的作品，如《谷老师》和《如狼岁月》等。 他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在给我的赠言中，他写道：“每当和你畅谈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这也不全是玄虚之辞。毕业后，他调到了市宣传部，有次上单位采访，他当着几位领导的面就说：“张林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在绥化上学期间，在小说创作上给了我很多指导。”。 王建臣对于文学的痴迷表现，深深地激励了我，在与他交往的日子里，我也因此写了大量的纪实散文。建臣善于积累创作素材，写作相当勤奋，因而他的小说创作成绩斐然。伏案写作时，一想到他，我就不敢有片刻偷懒。我不愿投稿，一是不愿抄写，一是感觉没路子寄也白扯，时间一长，积压的各类稿件不计其数。我一直有个天真的想法，总有一天，历史老人将证实它的价值的，就是这样一个阿Q式的想法，一天天地吞噬着我的生命。
绥化二年，感觉很漫长，也感觉一晃儿。1995年6月23日，我整理好行装，踏上了回家的征途。咳！总算毕业了，总算转正了。 二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开阔了很多眼界，我也积累了许多鲜活的创作素材。周一的晨会和周五的班委例会得由我主持。周末的歌舞联欢会，学生会的主要干部要找我商量有关事宜，有时候，干脆把主持的担子搁在我的肩上。个别学员不上自习，泡在寝室里，让舍监张伟抓到，扣在舍监办公室，我得对张伟好话说尽，代交五元罚金才肯放人。学生晚自习不肃静，范永盛院长一声“班长阁下”，我得立马跟上三楼，接受他一番“谆谆教导”和“最高指示”。学院方面组织召开各种各样的学生座谈会，我不但要参加还要作为主要代表在会上发言。学员要求整各种证书以及学历对接的请求，我得和学院的有关领导去协调交涉。班主任老师生小孩下奶和家迁，作为班长，我得召开班委会，商量怎么个表示而后还得亲自登门。我们的上一届，省里曾下发了一个“关于中师内招学员待遇”的文件，我暗地里改头换面，高价复印，每人偷发一份，许多市县乡镇也都因为有了这份假文件的依据，进修二年，民办工资照发。学员晚上打麻将，奋斗派出所抓赌，扣走了好多学员，怕院领导知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带上几个班干部当夜上派出所，为他们交罚款，代他们写保证书，把他们要出来；刚刚回来，同班同学丁英不见了，四下找寻，原来他怕派出所抓去，仓皇从二楼跳下，摔在楼下不能动弹，立即送往医院，透视拍片：胯骨骨折。安达老乡杜淑杰，晚上十点多钟，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刻不容缓，当晚，我安排王建臣一路送行，来往费用班费报销，把他俩送上火车回寝都下半夜了。中文班的学生，临近毕业，确定了“如何进行语文教学”和“如何做班主任工作”两个课题，请我过去为他们做了一下午的讲座。李院长的左腿骨折在家休养，我动用了二三百块钱买了许多礼品前去探望，而真正的用意无非是为请示他给大伙多放几天农忙假铺平道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学院组织全体教职工召开诗歌朗诵会，作为主持人的班主任，找我给写串词。张永先和迟庆宽两位到学院干训期间，一夜张校长腹痛，迟校长找到我，让我给借暖水袋，连续几个晚上我都要到床前探望至深夜。尚志小学年轻女教师姚洪宇，几经周折找到我，求我速为她写一份“升国旗词”。教务科长王文柏老师，每次上银行提巨款，也都得带上我，拎着一大提兜子钱，走在大街上，我心惊肉跳...... 所有这些，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写进《我的前半生》里，当然，我将这些珍贵的记忆安排在其它篇目的写作中。 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对我，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显然，也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个契机。许多亲友劝我别当老师了，找找人，改改行。确实，当老师太清贫了，也终难有个作为，凭自己的实力，我完全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我活心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关注《我的后半生》。
后记
有写《我的前半生》的想法，是90年读完《毛泽东传》以后，而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应该是99年年末。为完成这部以我自身经历为素材的手稿，我整整酝酿了十年。 这部手稿，时间跨度大约三十二年。共分十章：第一章《苦涩的童年》，第二章《少年花季》，第三章《奋斗》，第四章《超越的阴影》，第五章《婚恋》，第六章《初露诗才》，第七章《动荡岁月》，第八章《流水生活》，第九章《成熟》，第十章《把握未来》。所记述的事件都是我不长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平凡小事，它们是真实的。在叙述中，我当然揉进了我的思考。我把它们写下来，主要想法有两个：一是为自己做个小结留给将来的自己，二是留给我的唯一的儿子海峰，给他一个交代，让他了解他的爸爸曾经有过一段怎样的成长历程。 因而，我根本不可能着意粉饰和炫耀，而有意夸大或是去杜撰事件；我更不可能妄想将来有一天拿出去发表。我很清醒：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很渺小——一粒草芥而已。而为自己“树碑立传”之说，那简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所顾虑，我才有啥写啥，我才坦诚得像个孩子。 （2000年11月20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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