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顾无言
文：顾禺 编：清风
对我来说，二伯家的堂哥就是个童话，一个关于古代隐士的童话，一个不屑各种形式考试的才子的童话。记忆里的他留着一绺胡须，飘飘然，象是尚未得道的高仙，说来说来，说走就走，一点儿也不顾忌人们的议论。不过，他并不是天生就这副模样的，更久远的记忆里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大男孩，甚至比某些女孩子还要害羞，每天捧着本书，眯缝着眼睛不知看什么。他读的书我们都看不懂，弗洛姆，巴比赛姆，托洛斯基，洪秀全和比昂松。那些人物，那些书籍是我从没听说过的；当然，在一系列书籍中还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名著，浮士德，巴黎圣母院，呼啸山庄，复活，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红楼梦，围城，追忆逝水年华和窥视者；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居然还翻阅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用B5纸打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在上面文字空白处用不用颜色的笔写下批注，其专业姿态酷似那些四处曝光的公知。从初中开始，我渐渐有求于他，学校的征文，杂志社的征文，都是他代笔的，直到后来串坛子的诸多文章；我说不清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因为我没有什么鉴赏能力，但看起来他的文字高深莫测，我只能望而生畏，以至于我盼着那些以我名义形成铅字的文章不要崭露头角，不要获得奖项；可事与愿违，那些文章偏偏赢得评委的关注，将一个个名誉错误地落到我头上。某个阶段，我突然之间认定我的这位堂哥不是凡人，而是具有神奇魔力的仙谪，弹指间就会将一个姆本来没有顺序与节奏的汉字排列成优美的键盘，流淌出令我心动的画幅。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被称为干部楼的大楼院，二伯家住在二楼一处黑暗的拐角，我家住在楼对面的平房；虽然大楼院的别名是干部楼，可并没有干部住在这里，或者至少说我没见过哪位干部是我的邻居。据年长者们讲，大楼院的确住过萧镇的干部，可那是很久前的事情，久远得连我爸爸都记不清到底有没有此事；不过，据二伯家的堂哥考证，那的确是桩事实，因为当时大楼院属于全镇，乃至X城最好的建筑之一；后来，镇府为那些干部们兴建了条件舒适的新居，干部楼就没落了，成为无人管理的大楼院、大杂院，下水道彻底堵塞了，自来水也不再通往每家每户，只在某扇窗口下抻出冰冷的金属管子，院子里堆积了山一样的垃圾，苍蝇成群乱舞着，还没走进大院，一汩汩臭味就扑面而来。因为堂哥的懒惰，二伯常常生气，站在院子里大声斥责。那个时候，我会胆怯地躲在大人身后悄悄观察堂哥；二伯生气地从屋子里捧出满满一纸箱的书，从二楼走下，倒在垃圾堆上，浇上煤油，点燃；然而，堂哥还是一付无所谓的模样，这更令二伯暴躁地罹骂；有那么一刻我几乎相信二伯真的会顺手操起样东西，菜刀、斧头，或者随便一块砖头打死毫无还手之力的堂哥。现在回想起来，他就像一头遁入另一个世界的鸵鸟，将自己埋葬于书籍当中。
二伯当着那么多街坊指责我的堂哥，也指责我的父亲。我们的父辈之间很和睦，而且我家又和二伯家同住在干部楼，所以我们两家如同一家，我常常在二伯家彻夜不归，堂哥也常常留住在我家，二伯称呼我为女儿，我父亲称呼堂哥为儿子，我们喜欢一起过生日，一边欢庆七天，每一天都属于我们。堂哥顾无言常常问我父亲要钱，或者干脆领着我父亲到书店。尽管屡遭指责，我父亲还是肯从口袋里掏钱，为堂哥买下一册又一册的书籍。堂哥的财富在悄然增长，我的嫉妒也在悄然萌生。正是我走到二伯面前抱怨堂哥的，才招致二伯勃然大怒的；可看到堂哥挨打，原本膨胀起来的嫉妒又倏忽不见了，被愧疚与同情取代；有那么一段日子，我甚至成为他的同谋，帮着他向我父亲要钱，或者节省下零花钱；可无论怎么努力，他的藏书都没达到没被烧毁之前的盛况。
我的愧疚一直延续至今；偶尔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些传统礼教的束缚，我会不会因此乱伦嫁给仅仅大我三年零六天的堂哥；我不讳言，我喜爱堂哥，或者说我爱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说过，长大了要做他老婆，却被嘲笑，被认为是童言。的确，我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因为我们的血缘；但是我的闺蜜陈楚楚险些成为他的老婆。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是读初中一年级，开学第一天。她住在附近，相隔一条街，连一百米都不到。当时，堂哥坐在我家，坐在我床上捧着册《黄金时代》，楚楚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人，被他抢白了句。也许那就是缘分，面红赤白的楚楚日后居然成为堂哥的朋友，惟一一位非血缘关系的异性朋友，从初一到初三，她常常到我家，先是找我，后来也找堂哥；一次，星期天，我和两个要好的朋友到舍利寺，居然看到他们站在小舍利塔前，各自拿着根冰点，并排站着，脑袋靠在一起，很忘我地数着塔的层数。我想，要不是堂哥过于木头，楚楚早就成为我的堂嫂了，堂哥也不至于到离开人世还没有自己的幸福。
我以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堂哥而自豪，因为他常常替我写作业，因为他常常替我解惑，也因为一次期中考试他写下一篇洋洋洒洒令老师都错愕不已的三千字的作文。我在学校没学明白的，经过堂哥漫不经心的一番讲解，就会茅塞顿开。那几个打小一起长大的闺蜜一直都很羡慕我，因为她们没有一个博古通今的哥哥，也因为她们当中成绩最好的也不过读完高中就此止步了；当然，殷嫄也有个哥哥，可她的表哥只不过得得高大，只会坐在电脑前玩玩游戏，或者和一群高年级的野蛮小子欺负低年级同学，博古说不上，通今更是不可能。堂哥喜欢读书；因为二伯强烈反对，他不敢在自己家放书，所以我的床下慢慢成为他的书橱；哪天，他想要读某一本，就会钻到我的床底下，半天才大汗淋漓地拿着本书坐到床边，或者窗前。有一个时期，我母亲很介意堂哥到家里找书，她的理由是我们都大了，成年人应该彼此有个忌讳，否则邻居会讲闲话。我并不怕闲话，但在母亲的压力下还是把那堆书从床底下挪出来，整理好，放进一个个纸壳箱子里，送到二伯家；而且，我不可能再为他保管，我要到哈尔滨，去读我的师范，准备三年后去做老师。
楚楚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书，她去了文昌镇，先是进了陶瓷厂，一年后又进了啤酒厂。大一暑假，听到我回到萧镇，她特意请假回来看我。见到不修边幅的堂哥，经过社会洗礼的她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热情，只是淡淡打个招呼。三年后，楚楚帮我联系到文昌镇第三初级中学校，我在那里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本来，楚楚也想替堂哥安排个工作，但那些用人单位很重文凭，何况堂哥脾气又倔，不肯屈从，也不肯去进修以取得一纸能让他有个稳定前途的文凭，所以只好作罢；说起来我也很不理解，不明白能够辅导我考上师范学院的堂哥，他自己为什么没能考上大学。而楚楚本人已经又换了三次工作，纺织厂、糕点厂和铁钉厂，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调换工作，为什么能够如此一步步从普通工人升迁到中层领导的，更不明白她是怎样做到的；与此同时，楚楚有了自己的住宅，位于文昌镇啤酒厂附近的契丹人小区，三室两厅，外带楼下的车库，这让我羡慕不已，她可是我同学当中第一位凭借自己的本事拥有私家房产和私家车的。2000年，一直不曾出嫁的楚楚调到孟浪镇，成为那里的文体局局长，拥有了她的第四套住宅；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她已经函授完了师范大专历史系课程和萧镇大学计算机系课程；也正是那一年，我开始读堂哥的小说，一些短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记得其中一则是条寻找珍珠的鱼，最终被渔夫送上了餐桌，厨师烹炸它的瞬间，它流下一滴珍珠般洁白的眼泪。
“不，我们不合适。”2000年，当我得知已快三十岁却依旧如花似玉的楚楚一直没有男友时，试图撮合她和堂哥，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和一串呵呵的笑声。而当我向堂哥提及此事，他居然也是相同的话，和抿嘴沉默的表情。不过也难怪，毕竟楚楚和堂哥之间有了差距，而且基本属于两个极端；在这样的现实下，楚楚怎会钟情于我的堂哥，一个政府官员怎会嫁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现实社会里，人品虽然还时常挂在嘴边，却已经悄然退居于地位与物质之后，从而再没有公主和烟囱工的浪漫。也就在那年二伯因病过世了；葬礼的时候，楚楚出人意料地托殷嫄送来五千元（封在牛皮纸信封里），堂哥顺手将它丢给我，继续跪在灵前。
二伯的过世并没给堂哥造成多久的悲恸，倒是二娘整天神经兮兮，絮絮叨叨，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诅咒那个给二伯医病的神医不得好死，怨恨二伯只信神医不信医生，数落二伯不守诺言把她孤零零地丢下。两年后，对堂哥早已失望的二娘也被查出相同的病，半年不到就故去了，留下一堆并不沉重的债务和说不清的牵挂。说来也巧，正是那年干部楼拆迁，堂哥顺理成章地搬到新居。
三室两厅的房子，和楚楚拥有的第一套住宅惊人地相似；再无羁绊的堂哥租出去两室，自己和一堆书，一台电脑独居一室。搬迁之后，堂哥更宅了，每天躲在房间里，不是噼里啪啦打字，就是埋头看书，抑或哗啦哗啦打印，同时不停地购买书籍，不停地将口袋里本就拮据的钞票换成毫无用途的书籍，弄得那些投递员都知道萧镇光华路安乐小区有个书痴。他成了邋遢隐士，成了没有相应名份的老学究，眼镜片也越来越厚。在我的印象里，我刚到哈尔滨读书那年，堂哥还不曾近视；2000年却已经戴千度以上的镜子了，从此再没摘下过。
堂哥什么时候开始写《X城纪事》的，我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在写东西，但从没发表过，无论网络还是实体。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书写的关于X城的历史，就感到震惊，那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吗，那是我一直自认为熟悉的城市吗，那座庙，或者那堵墙，那座建筑是我所认识和理解的吗？刹那，一切都成为谜，成为需要我再次认识的熟悉的陌生。我捏着记忆着他心血的U盘，包里装着他心血凝结的打印稿，默默将他所描述的和现实的X城相对应，相比较，陡然发觉他所讲述的那个矛盾重重的故事其实就是最实质、最真实的历史。
“你是当代先知吗？”记得，在他总是咳嗽的一个夏季的黄昏，读过他写的一部小说我开玩笑地问道。在他的那个关于未来，关于3102年球型城市的故事里，似乎每一个人都成为竭力夸张的滑稽。他没回答，只是抿着嘴在笑；当时我并不能理解他笑的涵义，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并不是认同，而是蔑视和不被理解的失落，因为他曾经嗫嚅地说明自己写作不为了什么，只是喜爱。坐在桌前，望着夜色中反射着自己面靥的玻璃窗，望着手里冒着袅袅烟雾的香烟，我后悔自己没有敏锐的目光，没能把当时他的表情拍摄下来。因为堂哥的性格，他很少拍照，生活照更是几乎没有。夜深人静时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或者我的家人能在他尚存人世时多接触他，也许会加深对他的了解；然而自从师范毕业，到文昌镇做老师，一路恋爱，成家，产子，甚至是经历过婚姻的酸甜苦辣，直至离婚，直到被自己的女儿骂‘不要脸’，失魂落魄地离开那个经营了十七年的家，我都很少回到萧镇。有一阵子，婚姻尚未破裂时，我的前夫向我女儿描述我的不堪，似乎我是天生的荡妇，似乎我和所有的男人都睡过觉，包括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为此他还跑到学校薅住其中一位副校长的衣领破口大骂；他尤其怀疑我的堂哥，就像他说的那样；他一直不理解我和堂哥的感情，一直怀疑堂哥没结婚是因为我；甚至他认为我的初夜给了堂哥，而不是大学时代的一次青春萌动。其实，我和堂哥从没做出轨的事情，毕竟我们血浓于水，毕竟我们是堂兄妹；更何况堂哥到死都还是个处男，从没体验过性爱的滋味。借着假期回到萧镇，偶尔见到堂哥也很少聊天，只是无聊地翻看他打印出来的文字，比如《3102》，比如《干草市场屠杀事件和我的父亲》，直到最后的《X城纪事》；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一桢桢骚乱中的场景属于《X城纪事》的片断，更不知道居然还有两个貌似矛盾的版本，以及两个孪生兄妹般的X城志。
《3102》里的人物满是滑稽，小狐或许也是从《X城纪事》走过去的人物，滑稽当中充满了令人不忍目睹的深刻，残忍血腥的深刻当中隐含着某种滑稽，似乎人人都是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的，同时人人也都忠诚、勇敢、纯朴、无私、诚实，似乎人人都有正反两面，而所谓的正反两面又都是双刃剑，都可以害人，也都可以救人。我不敢评价堂哥脑子里的X城，那里的人物也许同样缥缈，也许同样现实，也许它本身就是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略的某些能够演绎宏大的微小细节。如果仅仅阅读《X城纪事》两个版本的正文，不过是一连串没头没尾的骚乱发生时众生相，不过是一群人对发生在N年前一场莫须有的事件七嘴巴舌的回忆；当然，如果深入阅读也可以认为骚乱是某个人在头脑中的臆造，抑或这真的是一场骚乱，一场由雄厚资产引导的别有用心的骚乱；任何一部小说都有现实的影子，哪怕其中的情节有多么荒诞不经；只是，由堂哥编撰的X城志里所述的历史是真实的，毋庸置疑的。说到这里，又有一个疑问出来了，尽管《X城纪事》里的骚乱场景犹如近在眼前，但X城志里，以及其它关于X城的历史书籍里不见有关骚乱的片言只语，似乎骚乱隐匿在那些史实之中，被空气融化掉。
正因为《X城纪事》里有着若干看似累赘的附录（附录部分甚至大于正文部分），才使得我父亲误认为这篇纪事的副标题应该是《3102》；其实，仔细读过，就会发现我父亲的观点是错误的。的确，《3102》似乎和《X城纪事》毫无关系，但从内在的节奏看来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起到一种隐喻的作用；同时《X城纪事》的题目不可以被取代。如果非要添加一个副标题，我倒认为应该写下稳定之书，或者骚乱之殇这四个字。在正常的世界里，没有谁喜欢动荡，除非那人变态。世界一直在动荡，战争、瘟疫，以及诸多人为制造的种族冲突与利益纠纷，每一桩对我们来说都不应该遥不可及，每一件都触目惊心。
《X城纪事》里错误比比皆是，从前后两个版本的差异，到语法错误、标点符号运用错误和一些错别字，甚至还有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字句，例如版本1，打印稿第一句‘尽管骚乱已经如火如荼地蔓延至整座城市’，直到第一节结束也不见有下文；于是，我父亲顾万将堂哥的这种‘神来之笔’称之为神经体。面对诸如此类的硬伤，竭力为堂哥辩护的我也不再咄咄逼人，没了底气。不过，私底下我依然认为他这样写，一定有他独特的道理；我这样想，绝不是盲从，而是一种直觉和怀疑并存的信念。从《X城纪事.X城志》中看得出，堂哥个性谨慎，重数据，更尊重事实，他不会平白无故写下前文，却不表达出后果的，只是我和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们没能参透其中的奥秘。《X城纪事》先后被七家所谓的实体出版机构枪毙；某位实体出版机构的职业编辑翻开‘版本1，打印稿’的前两页，毫不客气地把他一头雾水的思绪展现在我面前，很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部混乱不堪的小说，里面的错误令他不忍卒读。“连我这关都过不了，我们主编那里更不会过关”；听过他如此诚恳的答复，我试图解释；可他只是微笑，只是用一堆客套来搪塞；最终，他祭出商业利益这款法宝，告诉我《X城纪事》不存在任何商业价值，尤其在他看来，既无学术内容，也无玄幻、言情之类的标签，这类标榜纯文学自称革新的怪物一无是处，连做手纸都嫌硬；随后这位职业编辑不无讥讽地建议我去中国作协申请专项扶助资金寻求出版。另一家只耐心匆匆读完版本1打印稿部分和《X城纪事》大纲的出版社打来电话，询问顾无言是不是我的笔名，说他们有个推介女频作者的计划，建议我将第三节或者第六、第七节扩充至二十万字，改为《一位女大学生的艳史及死亡》、《市长的情妇们》之类的题目并借以一个女性化的作者署名以吸引读者的眼球，然后就可以实体出版。还有一家出版社收到稿件三个月后发来电子邮件，声称不涉及政治，更不支持这样一部分裂祖国、篡改历史的文字，当然不会审核通过了。第四家出版社指出《X城纪事》不属于小说，应该寻求地方政府帮助，以地方志的形式出版面世，而且其可以做小说的部分也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过于童话，也过于简单，因为不会有哪个地区的人们全都患有近视；同时，这位编辑明确指出，《X城志》并不是一部专业人士编撰的地方志，里面漏洞百出，缺少一些必要的章节，例如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等等；一个月后，这个出版社发来一张某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培训班的表格和招生简章。还有两家出版社大概认为我这人很意淫，也很自恋，所以连回复也懒得回。当然也有几位通过QQ挤进来的责编，自称为某无线公司的代理，愿出300-500元人民币买断版权。除了上述七家实体出版社和一家无线代理公司，还有两家通过论坛联系到的所谓出版人（文化工作室）索要去大纲和样章，声称通过审核可以实体出版，然后在我的催问下才通知审核没通过，几个月后又发给其他网络写手，要求他们续写；还有一家网络推广公司，声称如果《X城纪事》在中文小说网发布，他们可以有报酬地提升点击率（以万为计酬单位）。面对这些真真假假的出版人，我无语了；也许，注定不会有什么人能够欣赏堂哥的这堆貌似无厘头的文字，也许《X城纪事》真的只是毫无价值的垃圾。
顺便说一句，原本堂哥的遗嘱里有这样一条，禁止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公布或出版《X城纪事》，而使用一个陌生的名字来做为作者署名，但为了纪念他，我刻意忽略这一条遗嘱，将他生前选中的‘殷锡奎’这三个莫名其妙的汉字抹掉，换之以他真实的姓名。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堂哥要特意把自己定格和束缚在一个陌生名字的后面，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人叫这个名字，真的有那样一个虚拟人物存在，抑或堂哥只是想表达一个梦幻般的启示？唉，谁知道他这样做有没有意义，现代社会里启示太多了，已经多到四处泛滥的境地，因此所谓的启示也就被冲淡，最终蜕化成为滑稽，成为视而不见的空气。
为堂哥的遗作奔波当中，我未尝没想到过自费出版这一条路，某位出版人给出的价格：1.9万元，三千册，正规出版社书号，不包销；只是离婚以后，1.9万元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我压根儿拿不出这笔巨款，何况对于《X城纪事》，即便能够出版，销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现在谁还愿意捧着本书读，尤其是这种枯燥无味、没有连贯故事情节的非传统小说。整理着堂哥的书稿，我由衷怀念起他，也怀念起初中时每天出入于我家的另一个人，怀念起陷入囹圄的楚楚；在她还是流徙镇主管文化教育的副镇长时，就已经悄悄把堂哥推介为流徙镇作家协会会员，允诺要为堂哥出资，出版一本他认为优秀的书；可惜，她的诺言还未曾兑现，一群廉政官员就走进她的办公室，冻结了她的财产和工作，开始调查关于她在社会上流传的绯闻，以至于现在我只能通过某些新闻事件来悄悄留意着她的消息，同时盼望着会站出一个人，为她辟谣；不过，到目前为止，凡是公开谈论她的，都是在指责她的贪污腐化，谈论她是如何靠美色来向仕途攀爬，尤其是一个网站居然还贴出依靠卖处踏上仕途之路的美女官员一篇文章，居然PS出许多虚虚实实的艳照，甚至还翻出陈年烂帐，有名有姓地指出楚楚的文凭是由某某枪手代劳的。我不屑那些流言蜚语，也不认同那些铺天盖地的指责与抹黑，更不会在跑到学校里大肆搜集楚楚罪证的廉政官员面前说些落井下石的话语；而且在我的信念里，无论关于楚楚的各种传言无论是真是假，都无碍于我和她的友谊，更何况她是堂哥一生中惟一信任的女人，也是惟一没嘲笑过堂哥、惟一相信堂哥的文字属于伟大一类的女人，为此我会捍卫我和楚楚之间的友谊，这也是我特意将《X城纪事.X城志》部分邮寄给关押在流徙镇监狱的楚楚，让她在狱中替堂哥校对的缘故，这是我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相信也是堂哥冥冥之中所乐见的。有时，浏览网页，看到那些步入商业渠道大肆宣传的书籍广告，我会不禁回想起楚楚，回想起堂哥，也感慨为了《X城纪事》不被埋没而奔走的过程。我想，对于出版的艰辛，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堂哥并非没有想到，只是他已经不愿面对这个日趋疯狂的世界，就像他在一首小诗里所说的，‘偶然闯入这陌生的部落/我高举起命运的钢叉’，只不过现实中他举起的钢叉最终撕烂自己的喉咙。
在外人眼里很难想象堂哥为什么会跳楼；这个世界正越来越繁华，乡村被城市吞噬，高楼大厦纷纷成为城市的标志，市场充斥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似乎已经生活在理想的乐园之中，只需尽情享受。但谁又会想到我们走在街上，实际并没我们想象中那样安全，醉驾的富二代、弄权的官二代和满是怨恨的贫二代，以及披上民族主义外壳的暴戾随时随地都可能将疾速的车轮和尖利的锋芒撞击向脆弱的生命，这就是我对堂哥的文字的理解，也许仅仅是个片面，却是真实，或者说至少是我所理解的真实，《3102》里面小狐的那句话就是个证明：没有了国家，就不再有战争了；3102年的人类回顾历史，只得到一堆莫名与恐惧的血腥；可是国家没了，另外的问题就应运而生，恐怖主义、社会骚乱、贫富差距、瘟疫疾病等等，都会成为新的棘手问题，从而影响人类生存质量。于是，我可以判定堂哥是位悲观主义者，所以才会走向不归路，才会撕裂开原本寄居在灵魂深处的童话，带给我们这些依旧活着的人深入骨髓的痛苦。
童话终结了，堂哥的那绺胡须成为一缕渐渐飘散的记忆，我却没能竖起一个简单的墓碑；X城地区早已禁止土葬，所有的死者都必须经过那个充斥着异味、脏兮兮的铁炉子化为一捧残碴；为了这捧残碴，我既要付出情感，又要付出钞票。堂哥彻底成为了寄居者，以骨灰的形态寄居在木质匣子里（木质匣子则以每年500元人民币的费用存放在文昌镇殡葬馆），再也不能表达什么了，更没有什么羁绊，除去帖在匣子外面的那张黑白相片，除去没人会认真去读的《X城纪事》。我为他感到悲哀，为楚楚感到悲哀，也为我自己感到悲哀。于是，我又开始面对流年般反衬着自己面靥的玻璃窗，面对玻璃窗后面华灯初上的夜色，翩翩幻想，也许是我们的父母搞错了，原本我们就不是堂兄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个寒噤，被燃烧的烟蒂烫到手指。慌慌张张寻找烟灰缸的空隙，我又不知不觉想到了楚楚，想到那个没有忧愁的岁月；由那个没有忧愁的岁月想到我失败的婚姻，想到已经步入豆蔻年华的女儿，想到女儿那张满是仇恨却稚气未脱的面靥。也许，这一切早就注定，命运远在我们尚没到达之前就已经显露出了结局，无论我们挣扎与否。
——顾禺
2014年1月21日于X城文昌镇第三初级中学校教职员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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