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

一座电视台初创时期的故事（十三）

--为记念吉林电视台建台50周年而作
作者：何仁/编辑：文风乐乐




















十三. 质优保暖的电视转播车
（一）再次自己动手 电视台建成不久我们就实现了有线电视转播。但是，我们更期待着在长春市全市范围内的电视转播。为此我们急于希望有一台电视转播车。 一九六0 年第七次广播工作会议后，国家安排生产八套电视设备。我台理所当然地将获得其中的一套。这套设备包括一部电视转播车。然而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出资购买国家正规电视设备则无从谈起。 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一天我到于克副省长家去调电视机。我提出国家拨给我省一套电视设备，需八十万元经费，希望于省长支持。于省长当即拍板批给经费，决定购买这套电视设备。电视台上下喜出望外，局长龙文宇同志也一再说：“干工作就要像何仁同志那样工作！” 可是事与愿违，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中广局局长梅益打了一个电话，一定要从八套电视设备中挤一套。在权大于法的年代，我台虽然有了经费，最后也没有拿到设备。其它设备我台并不太急需，主要是电视转播车，落空了。 等、靠、要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只好下决心自己动手，像建台那样自己动手装制电视转播车。我同王光前工程师一起拟定了一个自己装制电视转播车的预算，大体共需六万元。
1963年末，当乔子林副局长通知我局领导批准了我们的计划，我真是高兴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又问了一句：“您说什么？”他有些奇怪，回了我一句：“批准你们装制电视转播车啦！”我一拍着头：“真的！”看到我激动的样子，从来不爱笑的乔子林同志微微地笑了。 我们立即成立了电视转播车装制小组，有王光前、孙万山、王志杰、任继秋、任晓声、徐寒梅、朴宗根、付忠兴、赵勤、汽车司机齐忠田和我。由我和王工程师负责，立即开始筹备工作。
何 仁 王光前

（二）参观学习 我们首先去辽、黑两兄弟台参观电视转播车，学习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
在这次参观学习中大家都克服了不少困难。特别是王光前工程师，她才分娩不久，放下哺乳的婴儿，带着奶抽子，每天晚间还要抽奶，白天同大家一起四处奔走。在她的影响下，个个干劲十足。任继秋提出：“六四（年）装机，六五谈情”，把婚姻大事放在一边，一心扑在装制转播车上。

王光前
（三）时间服从质量 学习回来我们制定了装电视车的计划，并明确分工。装机工作由王光前工程师全权负责。其中，王志杰负责装制中放、线放、波形示波器等，任继秋负责装制同步机、脉冲分配放大器、方格信号发生器等，徐寒梅负责装制微波和总配电盘，朴宗根负责装制专用监视器，孙万山负责装制各放大器的稳压电源，任晓声负责装制导演控制台。

任继秋

王志杰


孙万山和徐寒梅

任晓声

朴宗根
我同付忠兴、赵勤同志负责车体部分。

付中兴

赵勤 何仁
电视车内部的机架机箱，请长春无线电一厂的郝吉明厂长负责。郝吉明同志虽然调离电台多年，但是只要是电视台请他协助的事情，他则全力以赴、就像他还是电视台的干部一样。


郝吉明 我们吸取建台的经验教训，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尽量选购正规产品的部件和设备，比如电视转播车的微波，定购北京广播器材厂生产的正规产品。电视转播车的“心脏”－－同步机，也是选购新型性能优良的设备，从而确保电视车的稳定工作。。
其余自装设备也要求达到正规产品的水平。各个讯道新配备了波形示波器。导演控制台的慢转换装置采用了最新正规结构，操作自如，效果良好。 孙万山在北京联系好一批急需器材，而财务科却一时拿不出经费。几经交涉无效。王光前同志提出：“实在没有钱，先从我的工资里扣除！”财务科得知我们的急切心情，后来还是设法挤出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王工的奉献精神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装机期间，正值全国工业学大庆的高潮。按照大庆精神，我们也对不合质量的部件要求推倒重来，做到精益求精。为保证装机的足够的工作时间，电视车组除周三下午法定学习时间外，不参加其他会议，这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也实属不易。 我们吸取了建台初期，搞献礼突击会战，影响装机的质量的重要教训。我们提出：再也不搞什么节日献礼。做到时间服从质量。不达到质量要求，绝不罢休。这样为确保提高电视转播车的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优质技术装备 这部电视车的技术性能与建台初期的电视设备相比，有很大提高。主要表现在它的稳定性方面有明显的提高。电视车从投入使用，到”文革”电视停播，共转播30次电视节目，无论是在市内各剧场、体育场，还是在远郊的军区靶场和第一汽车厂，从来没有出现过技术差错或事故，一直保持正常工作状态。这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装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他们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的电子元器件的质量已经有所改进；再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经过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国家经济实力有所提高，我们的经费比建台初期也宽余了一些，我们有钱购买部份国家电视生产厂家生产的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对保证安全播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电视车的操作系统也步入正规，比如任晓声自制的导演切换和慢转换装置与工厂生产的正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自己装制的电视转播车，除摄像机还要与演播室的摄像机共用之外，与国家工厂生产的电视转播车，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它具有在严寒长时间室外工作的保温性能。这是当时正规产品所不具备的。

（五）车体改装 这是吉林省的第一台电视车。它的车体外形要求很高，即要美观大方，又要新颖亮丽，它将停放在重要集会场所，要达到让人看到它，有为之一震，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多少次跑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科学研究所，翻阅国外大型客车的资料。我发现原苏联客车的那种上部大弧形车体早已过时了。西方世界很多大型客车上部多是采用小弧，以扩大车内容积。而前风档，多采用大面积玻璃窗，司机视野特别开阔，而车身两侧的玻璃窗也都很大。窗下车体的钢板也多是整张钢板。其中很多优点，凡是能够采纳的我们尽量采纳。比如，车体上部采用了小弧，使整个车显得轻快矫健，而且扩大了车内容积，便于安装电视设备。同时车顶面积也自然增大，有利于工作人员在车顶平台上工作。前风档采用大型玻璃窗，受到司机齐师傅的热烈赞场。 我同任继秋还跑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室，请一位设计思想新颖的设计师，为我们出谋划。设计室请出程正同志，他是一位南方来的设计师。他胖胖的身材，一口上海口音。听说电视台要装制电视转播车，并请他对车体外形提出建议，他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他提出很多设想，虽然有的一时还不易实现，我们还是采纳了一点：在四个车轮上如同轿车一样，装饰锃光瓦亮的瓦盖 。他说有了这个瓦盖，车体就提高了一个等级。他的建议，为我们的电视转播车增色不少；据说这位才华出众的汽车设计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为一汽车型的更新换代大显身手。 2005年4月23日他作为汽车设计专家，在上海汽车展览会的电视新闻里露面。四十多年了，有两点变化： 一口普通话，上海的乡音没有了；二是已成一位消瘦的老者，不过，那种敏锐、健谈、风趣的风格依然如旧。 我们采用一汽的汽车底盘，改装电视车。由哪里改装的问题，也费了一番周折。当时我国电视车，都是由一个天津客车改装厂改装。他们有经验。但是离我们较远，往返联系很不方便。于是我们就考虑在长春市选一家工厂改装。 为此我找长春市公用局局长华云。我说明来意后，他十分重视，把改装电视车的任务列为长春公用汽车维修厂当年的重点任务。该厂责成总工吴守忠负责这项工作。 在改装过程中，该厂与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电视车车身较普通客车加宽加长加高，长度达十一米，是他们从来没有生产过的。我们提出的其它种种要求，都得到一一得到满足。他们选定本厂最好的电焊工，为电视车加长焊接大梁。
（六）保温御寒
我们在哈尔滨电视台，观看了冬季的电视实况转播，受到很大启发。
那天正是隆冬季节，夜间气温大约在零下30度左右，车内温度也是一样。这是因为电视转播车从早上就开到现场调机，已经在室外冻了七、八个小时的结果。
在这样环境里工作一天，值班人员个个身穿皮大衣，头顶皮帽，脚蹬大头鞋。
而导演徐世惠还要在导演台前切换画面，他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操纵着十分精致细小的按扭，难免切错画面。他有时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跺脚。 东北的寒冷季节在半年左右,电视车必须有良好的保温取暖设备，否则在冬天没法工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电视转播车装制不算成功。 这一问题是我亲自动手解决的。为解决保温问题，我同付忠兴等同志到长春客车厂参观学习。由于客车厂长张光磊热情接待，客车厂装配车间主任详细地介绍了每一道工序。当时他们采用泡沫塑料为客车保温。 我对泡沫塑料的保温性能早有了解。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煤气不足，家家都在凌晨三点多钟，作好一天的饭食。要想在午饭、晚饭都能吃到热饭，就要解决饭食的保温问题。我从长春市化工三厂要来泡沫塑料碎渣，密封在几个塑料袋里，塑料袋放一个纸箱子四周，再把做好的热饭放在塑料袋的中央，就起到了保温作用。它能使凌晨做好的饭，到中午和晚间食用仍然热气腾腾。 当时，我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于是决定采用泡沫塑料，解决电视车的保温问题。而加工电视车的长春公用客车修配厂是无法制作这些泡沫塑料充填材料的。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动手。 在电视车车体基本成型时，我在车体里爬上爬下，测量车体四壁和车顶夹层的每一个可以充填泡沫塑料的空间。画出图样，请客车厂为我们加工。他们按照我们提出的尺寸，切割出各种各样的泡沫塑料块，再用塑料簿膜，把它们包好焊封，使泡沫塑料与空气隔绝，以长久保持保温性能。 泡沫塑料充填块体轻，但是体积却不小。百十块泡沫塑料整整装了一卡车。当我们把一卡车泡沫塑料运到公用汽车修配厂时，工人们都十分奇怪，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很多工人围观，指手划脚地在一旁猜测。 每一块泡沫塑料都有各自的编号，只有我知道它们应该安放的位置，所以安装这些泡沫塑料的工作，只有我自己动手去做。客车厂的工人师傅严格地按照我们提出的尺寸加工的泡沫塑料，没有一块出现差错，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的工作完成后，改装工人才安装电视车的里皮。把这些泡沫塑料封在车体的夹层里，让它们永久地发挥着保温作用。 至于车箱地板的保温问题，我们是采纳一汽科研所工人师傅们的意见，铺了一层工业毛毡，上面又铺了一层塑料地板块。塑料地板块是我同付忠兴，用电视录音室的塑料地板剩余碎料，切割焊接而成的。这样又节省了一笔经费。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对电视车的六面体全部采取了有效的保温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电视导演、机务人员在比较正常的温度下舒适地工作。 一九六五年冬，我们用这台电视转播车，转播了露天冰球比赛，吉林队对欧洲劲旅波兰国家队。那天室外温度在零下三十度以下，我们的电视车，从早晨八点多钟，就停放在现场，直到晚间六、七点钟才结束工作，电视车在室外停放了十多个小时，车内温度却一直保持在十度。我们的保温设施发挥了作用，这天电视车第一次经受了严寒的考验。 前面提到的哈尔滨电视台导演徐世惠来长春看到保温性能良好的电视车，一再称赞不已。我对他说，这还多亏到你们那里参观学习，才引起我们的重视，还要多多感谢你们呢。

（七）小小误会
电视车的保温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我却在长春公用汽车修配厂引起了一场误会。该厂的总工吴守忠在我们为庆贺电视车装制成功，答谢各个协作单位而举办的电视片招待会上，个别对我小声说：“方才我到了你的办公室，才知道你是电视台的领导。改装电视车时，你同我们工人一起劳动，我们厂的人们还以为你是犯了错误，下放劳动改造的干部呢！” 听了他的话我脸上不免略带一丝苦笑。其实干部参加劳动， 亲自动手干活儿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会引出周围人们的种种猜测。其实我并不在乎人们的背后议论，特别是早已时过境迁，既然吴守忠了解了事实真相，我相信他自然会向人们说明一切的。我反而对自己能同工人打成一片感到有些欣慰。我想即或工人认为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其中也少不了几分同情，况且我并没有发现人们有什么鄙视我的表现。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吴工走进我的办公室那种十分奇异的眼光。他惊奇地发现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套牛皮大沙发，一张很大的写字台。这在当时是一般办公室不多见的。其实牛皮沙发是为迎接朝鲜外宾参观电视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省领导特批的。写字台是解放时从日伪电台接收来的。他可能会想一个犯错误的干部还能有这样好的办公条件？于是才解除了原来的猜测，并把憋在心里好长时间的话对我说了出来。 其实也难怪人们对参加劳动的干部产生种种猜测。我们很多事情开始本来是很好事情，后来却完全变了模样，甚至走向反面。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号召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广大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参加体力劳动，借此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并改造自己。这是一件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好事。记得我还为长春市干部第一次参加体力劳动，写了一篇报导，记述他们在铁北粮库劳动的情景和感受。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参加劳动的干部今天亲身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 可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参加体力劳动，竟然成了惩罚犯错误干部的一种手段。同样是参加劳动，本来应当受到人们称赞的事情；却被人们投以鄙视的目光。竟然出现本人还在高高兴兴地劳动，可是在别人眼里，却猜测：“这个干部可能犯了什么错误……”的尴尬局面！
（八）亮丽外形 至于电视转播车的外形，在当时长春市的大型客车中，它可称得上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 本来电视车主体的设计颜色是深绿色的，上部为浅黄色，并经过广播局领导的审定。可是负责电视车车体喷漆装饰工作的赵勤同志，却从为这台电视车喷漆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红旗轿车车间打来电话。他说他与轿车车间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商量，认为深绿色比较老气、沉闷。不能给人一种新颖、富有活力的感觉。他们建议改喷浅粉色。他们认为这种颜色会给人以亮丽、欢快、富有朝气的感觉，走在街头会十分引人注目。并且已经在电视车前脸的一块车板上试喷，效果不错。
赵 勤
赵勤同志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大学生，擅长美术 ，他不太善于语言表达，但是在导演电视节目中却具有独创性。在电视车车体装成后，我责成他负责车体的喷涂设计与装饰工作。他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任劳任怨，为此跑了多少次汽车厂轿车车间，甚至整天蹲在车间里，与一汽的师傅们一起反复研究，提出种种设计方案。这次打来电话他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最好的方案了。 我当时正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学习，我也感觉到是到了决定方案的时候了。于是我请假赶到汽车厂轿车车间，看了他们试喷效果，浅粉色的确非常漂亮，而且喷漆质量那真是没有可比的。我还不曾看到过这样锃光瓦亮的喷漆效果，好像电视转播车，披上了一层浅粉色的玻璃，在眼前闪耀的光辉。
这绝对出乎我的想象，他们的方案征服了我。我不顾改变领导审定的方案，立即决定采纳赵勤与一汽师傅、工程技术人员们的建议。 并不是我不顾组织程序擅自决定修改车体颜色方案，而是因为当时必须立即做出选择。一方面是这种颜色太惹人喜爱了，它几乎是不可代替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大桶粉色油漆已经启封，不采纳这一方案，一大桶高级粉色油漆就会报废。因为当年红旗轿车绝不会喷成粉红色的，它将永远排不上用场。一桶闪闪发光的油漆将会永远地失去它给人们带来的欢快的机会。 尽管如此我还不仅仅是为了一桶可爱的油漆，才做出我的选择。在它的后面有参加研究这一方案的赵勤同志和一汽红旗轿车车间的师傅、技术人员，以及他们周围的伙伴们。当时他们都以期待的目光等待着我的选择与决定。我不能不当机立断，采纳他们煞费苦心反复比较提出来的方案。何况它不只是参加研究喷漆方案几个人的事情，那几乎是轿车车间群体智慧的结晶，尽管我将承担擅自修改经过局领导审定的方案的责任。我也想到也许为这件事会受到批评和指责，可是我想到这个颜色是不可代替的，它的魅力将会征服所有的观众，其中也会包括我们的局领导。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浅粉色的电视车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后来，过了许久韩进财局长也只是轻声地问过我一句“电视车怎么改变了颜色？”我说：“现在的颜色比原定的颜色好看多了，您看不是吗？”他点点头说：“是不错……” 为什么说选定新的喷漆颜色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红旗轿车车间群体的智慧结晶呢？ 原来我们决定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轿车车间采用红旗轿车的喷漆工艺和油漆，受到该车间全体工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把为电视车喷漆当作一项非常重要而荣耀的工作。他们选出最有经验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为电视车喷漆的工作。当我们的电视车开到红旗轿车车间时，工人们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活儿，围观这台庞然大物，并帮助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把它开进他们的车间。 轿车自然是小巧玲珑的，而电视车不知道要比轿车大多少倍。轿车车间是为生产轿车设计的，这天要开进比轿车高出两、三倍，长出多少倍的电视转播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车间大门的高度不够，前半截车身开进去了，后半截由于还没有装入电视设备，车尾翘得很高，差十几公分开不进去。半截车身开进了车间，半截车身卡在门外，停了两个多钟头，直到工人快下班了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还是一位老工人想出了办法。他让人给电视车的后轮轮胎放气，招呼身体比较肥胖的工人到车后部，把电视车后部压低。可是当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过不久，工人中哪有多少身肥体胖的。后来直到上车十几个工人才把后部压低，电视车才勉强开进轿车车间。
电视车喷什么颜色，一时成了一汽红旗轿车车间工人们的议论中心。赵勤不断努力，听取工人们的种种意见；他们研究出来的每一个方案也都征求轿车车间工人们的意见。他们的最后方案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所以说是大家智慧的结晶并不夸张。 除了颜色方案的改变，赵勤还与一汽轿车车间的人们一起商定利用红旗轿车的装饰条装饰电视车。红旗轿车的装饰条的光洁度非常高，那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赵勤设计装饰的装饰条简洁大方，车前脸装饰了五根装饰条，车身两侧各有一条细长的装饰线，使这个庞然大物显得精巧轻快，给人以迅速向前行驶的动感。在电视车的后门上镶嵌上铝抛光的“电视”两个大字，简洁明了，让人一眼就得知它的用途。 这两个字的设计也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人们曾设想仿效兄弟台电视车的作法，一定要写上长春电视台的台名。五个大字只有排在车体的两侧面。写小了群众也看不清楚。写大了必然破坏了车身的整体构图。赵勤大胆地提出：“不要台名五个字，只用电视两个字就足够了。”他认为走在长春的电视车，在当年只能是长春电视台的，不会是别的什么电视台的电视车，不说自明，何必画蛇添足。赵勤的意见最后说服了大家。 电视车的喷涂与装饰工作取得了令人非常满意的效果。我们的浅粉色的电视转播车，行进在绿树成荫的长春大街上，的确光彩照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无疑它在广大群众中起到宣传电视的作用。 除了“文革”期间，有个别造反派指责电视车的颜色是修正主义色彩（这种说法并没人附和）之外，再也没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从这件事上我进一步体会到尊重群众意见，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的重要性。 （九） 投入使用 电视车车体装制完成后，工程技术人员投入紧张的车内设备安装工作。时值寒冬腊月，在室外无法工作。王光前与付忠兴求得省军区援助借到一间车库。装机人员日日夜夜连续奋战。为取暖齐师傅每天发动汽车，一日不慎王志杰、徐寒梅、任继秋三人煤气中毒。经即时治疗，第二天照常工作。为避免中毒只好开门发动汽车，结果装机人员仍未逃脱挨冻的厄运。可是他们装成的电视车即或在寒冬室外长时间工作，车内也可以保持着正常的温度。 在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与支援下，经过电视车装制小组将近一年的不懈努力，电视车于当年12月28日装制调试成功并投入使用。至此，长春电视台具备了当时国内各电视台所拥有的各种播出手段，长春电视台的电视转播范围，由原来的工人文化化宫和省宾馆两所剧场，扩展到全市各个剧场、体育馆、游泳馆、地质宫广场，乃至远郊的军区靶场和第一汽车制造厂。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长春电视台的节目。 1965年1月2日新装制成的电视车第一次在红星剧场转播现代评戏《节振国》。当时正值省内文艺汇演，我们用电视车连续从众多剧场转播了七场汇演节目，使广大观众大饱眼福。是年春我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回到电视台，看到完全装好的电视车。1965－－1966年，我在电视车上导演了很多重要的实况转播节目，这些在电视宣传部分再详细述说。


1964年12月28日装成的第一台电视转播车
部分装车组人员：王光前右三 任继秋左二 王志杰右二
徐寒梅左四 任晓声左三 赵勤左一 齐忠田右一 （十）不曾实现的用场 在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战备工程紧张进行的年月，虽然我没有接受什么战备任务，但是战备观念并不亚于那些参加战备工程的同志。我曾设想如果打起仗来电视台怎么办。 想来想去，想到活动电视台－－电视转播车。我在电视台的会议上说：“如果打起仗来，电视台是要转移的。那时我们就把电视转播车开到山里去。加上一台发射机就可以播出节目。我们可以开着电视转播车，不断地更换台址，与敌人周旋。” 电视转播车是有了，我们还要有人能随时开动它。于是，我选定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付中兴，同我一起学习开汽车。直到“文革”前，我同付中兴、还有行政科长焦魁臣，每星期天，都请齐忠田师傅，在地质宫广场，教我们开车。齐师傅教开车是十分严格的，我时常因为挂不好档，而受到齐师傅瞪圆眼睛的斥责。在学习开车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是什么干部，而是齐师傅的徒弟。 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我们基本学会了开车。我们都能顺利地钻杆，掌握了三把舵的技能。再学一学交通规则，就可以考驾驶执照了。 不料“文革”开始了。中断了我们的学习。战争没有打起来。我们的活动电视台－－电视转播车，也没有排上那项重要的特殊用场。而最可惜的是，我也失掉了考驾驶执照的机会。失掉这次考驾照的良好时机，使我一生与开车无缘。可是我却从此对开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总想过把瘾。我曾在吉长公路上、在西藏高原几次过开车瘾。 本来在西藏电视台，我还有一次考驾照的机会。但是，当时西藏不允许县级以上干部驾驶汽车。那是由于西藏尼木县委书记开车，翻到雅鲁藏布江里，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了这样的禁令。 现在我已年过七旬，此生此世再也不会到得驾照了！在这件事上，不说一时丢失良机千古恨，也差不了许多。　
（十一）机场存车电视转播车投入使用后，我任命任继秋同志为电视车车长。他精心维护电视车有如自己的宝贝。可是当时电视车没有车库，在省军区停放一段时间后，不得不转到长春大房身飞机场的机库。那是因为电视车超长超高，在市内再也借不到车库的缘故。而我们自己又没有力量自建车库。机场机库自然是机要重地。可是机场政委把电视车也看成与飞机差不多一样重要的装备，竟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样每次接送电视转播车，都要专门去一部汽车到机场。这也是其它电视台所不曾有过的特殊作法。 机场的同志看我们的电视车十分新鲜，我们时常请他们到电视车上参观；而我们当时还都没有坐过飞机。一天机场政委请我们几个送电视转播车的同志，乘他们的教练机在长春上空飞了几圈。那是我们第一次尝到飞上蓝天的滋味。
（十二） 尚有不足 原来预想的电视车性能基本达到了，但是还有一项没有实现。我曾预想电视车车顶开一个很大的天窗，让导演和电视解说员，可以从车里看到车外天空的实况。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转播地面的种种实况，我们还可以转播各种空中表演。我曾预想如果我们将来转播航模表演时，导演和解说员可以看到天空航空模型飞翔的情况。这一点在改装时，由于长春公用汽车修配厂提出难以实现而取消了。虽然我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我为自己的超前预想却感到一些欣慰。 再有一点也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以致给汽车司机增加了很多麻烦。电视车与其它车辆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它必须常年累月地满负荷载重，从安装上电视设备第一天开始，直到它退役作其它用途，从来不会有一天轻载。特别是当年主要设备都是电子管的，各种变压器、电缆等等都非常重。常年累月满负荷载重，会使汽车后桥的弹簧弹性疲劳，以至失效而不能使用。为此要在停车的状态下，在后桥弹簧加一个自动的千斤顶，停车时自动将千斤顶支起来，以防弹簧弹性疲劳。这一要求也由于长春公用汽车修配厂难以实现，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
汽车司机齐忠田同志提出用四个木墩支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齐忠田同志为保护这台电视车，在每次停车时，他都要爬到车下面，用千斤顶把后桥支起来，再垫上木墩，以减轻弹簧的负载。这是这部电视车技术落后的主要表现之一，但也充分体现出工人爱护电视车的可贵精神。


齐忠田
此外这部车还有一个重要缺欠。那就是电视车驾驶室的通风条件很差，夏天驾驶室里很热，司机齐师傅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这个缺欠是我造成的。解说员的工作位置设在司机的旁边，当时我主要考虑电视解说的隔音效果，而忽视了驾驶室的通风问题。况且电视解说并不多，有时也可以在现场解说，而电视车内的解说设施利用率又很低，真是得不偿失。这是我考虑不周造成的后果。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十分歉疚。 从这以上真实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我对它是多么地喜爱。直到一九八三年我从西藏重新回到吉林工作时，很想看看那台早该退役的黑白电视车。后来得知：“它已经被发配到新疆去了。”是一位部队转业的副台长，把它卖给他原来所在的部队。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它了，心里不免有几分惋惜几分惆怅。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想，这部电视车所跑的里程很少，还是一部新车，正好在边疆四处驰骋；再加上它具备防寒保温的性能，在高寒的边防部队正好在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想到这里不由得有一种为“子女”举杯壮行的感觉……
（请继续看第十四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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