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写在32年前（洗耳听风）
RE:遗书，写在32年前（洗耳听风）
写的很感人,庆幸你三十多年前的遗书家人没有收到,否则,我们也看不见你的这篇文章了.
RE:遗书，写在32年前（洗耳听风）
当我们在享受着幸福安定的生活时，不要忘记了为我们流汗、流血、付出生命的最可敬的人。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让家人收到，是你平安无恙的象征。这封珍贵的信件，可以作为传家之宝。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让家人收到，是你平安无恙的象征。这封珍贵的信件，可以作为传家之宝。
遗书，写在32年前（洗耳听风）
遗书，写在32年前
作者.洗耳听风/编辑.琴心
遗书是世界上最悲惨最凄凉最绝望或最悲壮最慷慨最忠诚的文字组合，也是作者在惜别人生之际对人世间无比眷念油然而生的无奈告别之举。我的看法或许是一叶障目的缘由导致偏颇而片面。总之，不就是一个因痛因恨因爱因理想因信念因忠诚的人在临死之前舍不得死却又自以为别无选择而选择了吗。因为谁都怕死，谁都不想去死。大凡写过遗书的人都会不承认自己怕死，往往死者选择的结果又恰恰证明了他的视死如归。
写罢这几句沉重的话语，是因为我的思绪再一次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32年前那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78年5月15日。这一天我也下过一份遗书。
1978年5月15日，风和日丽。为期2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来自湖南湘西的千名新兵即将被分下连队。这天上午，新兵训练基地突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着装的军营奇特景观：经确定留在国内的新兵，个个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与即将前往我国友好邻邦巴基斯坦的战友挥手告别。望着刚刚脱下还没有在身上穿热的军装，已经换上出国礼服的战友，彼此难舍难分的心情异常沉重。原来，刚到新兵训练基地时，大家或多或少已经听说过我们这支部队，从70年代开始，就脱下军装，换上便服，一直担负着从我国红旗拉甫至巴基斯坦首都的喀喇昆仑公路的修筑任务。而这条举世闻名的公路是修筑在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极为复杂和恶劣的，人称生命禁区的地带。十多年来，中巴两国的筑路人员已经有700百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即将踏上出境征程的，当时号称国际主义战士的新兵，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军人就该尽忠祖国，不辱使命，时刻准备献身在巴基斯坦的生命禁区里。于是，当我们把崭新的军装和一切军用品打包后，准备集体放置在团部保管时，大部分新兵都自发地悄悄写好一份遗书，以备万一“光荣”后，这些遗物能顺利送达到各自的家中。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哥哥。弟妹们：你们好！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为了祖国光荣地献身在异国他乡了。我是为中巴友谊而献身。请你们一定不要难过。因为我的献身，是在执行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为中巴友谊而尽到了一名热血青年、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应尽的责任。也算得上重如泰山，无比光荣吧。当前，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忘我之心不死，时刻磨刀霍霍，他们蠢蠢欲动，企图进犯我国。作为一名战士，今生能有幸参加修筑喀喇昆仑这条有着伟大深远战略意义的公路，已经不胜荣幸了……由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所以我们全体援巴战士不能把一切军用品带到国外，我们出国的护照上一律填写着筑路员工的身份。在国外，我们除了有足够的衣被外，我们的生活也优于国内任何部队。据说，我们的津贴,部队都会把它存在国内.在国外，我们每月有价值人民币30元的代金券，每月还有60个卢比,以及各种福利待遇。这是国内部队无法相比的。因此，我在献身祖国外交事业前，已经享受到了祖国和人民给予我们优厚的关爱了……如今，虽然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但是，作为孙子、儿子以及弟弟和哥哥，我的灵魂将永远心系中巴两国友谊，也会每天遥望着遥远的东方，为你们真诚地祈祷和祝福，祝福全家以我为荣，把对我的思念化着在各自事业和生活中的动力，在通往幸福的漫漫之路上永远安康……”
其实，写下这份遗书后，我并不在意此一去能否安然无恙的回国，因为这就是我的选择。当时，我完全有机会留在国内团部机关。记得新兵训练结束前，几个老乡被挑选分到汽车连以及修理连。而我有幸参加了国内团部报务员的选拔考试。那次共有15名新兵接受挑选。考试分为两步进行：首先考试英语、数学和智力。尔后，将从这三项考试中留下5名新兵进入第二轮考试。在第二轮考试中，因为只是考试脑灵一个内容。于是，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遥遥领先其他选手。看来留在国内已经是毫无质疑的成为定局了。要知道，当时能在机关当兵是每一个新兵的最大愿望。然而，我却心急火燎地找到新兵连的首长，坚决要求出国下施工连队。谁知我的算盘落空了。连长明确表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你可以接受组织挑选，你没有理由和权利决定自己留与走。生就喜爱冒险的我无言以对，只好孤注一掷想起了绝招：你的机关兵不是都要求表现好的战士吗？看来我只好把自己打入另册了。因为想出国，只能这样做。从此，我在新兵训练时一改往日优秀的面孔，作出了任何人不敢想象的举动：当时在整个新兵团，每一个班都是老兵当班长，惟独只有我一个新兵也当上了兵头将尾。于是，我在组织新兵训练时，故意吊儿郎当，竟然坐在树荫下指挥新兵训练。很快，我在新兵连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当然，随着我的知名度提高，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做报务员当机关兵的资格。我如愿以偿地被列进援巴名册。
几天之后，新兵连首长也许考虑到我是全团新兵里的惟一的一名班长，并没有一棍子将我打“死。”在出国编队时，任然给我一个副排长的职务，明确途中负责后勤保障。真是苍天有眼。经过两天的车程，5月19日，我们途中驻扎在只能喝上咸水的三岔口兵站时，我却利用保管食品的职权，超计划地给全排每人发放了几瓶水果和驴肉罐头，愉快地度过离家后的第一个生日。
5月23日，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塔什库尔干这个西北边陲的全城只有一盏路灯，一个高音喇叭的县城出发。越过了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口——红旗拉甫，告别了矗立在中巴边境旁的中国界碑。当日，在暮色中顺利抵达巴基斯坦，我被分在喀喇昆仑工程第一支队五中队。仅仅休息一天，新兵们便与老战友一同投入了施工现场。一天下来，早已累的腰酸背痛的我，心中好像打破了五味瓶。真的有些后悔当初应该就留在国内，当一名舒舒服服的机关兵。不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让我更加对这里的恶劣环境心存畏惧：一天，我们正在印度河畔施工时，巴基斯坦工兵司令一行从边境视察返回，路遇我们施工地段。不料车队第三辆飞驰而来的小车驾驶员，突然被高山滚落的一块石头吓得不知所错，由于避险不当，当场翻车。好在老天爷有眼，高速行驶中突然原地打了一个滚的小车仅仅离我只差10公分。这时，险些遭遇不测的我，当即与八班长胡玉书，七班副何松山，战士熊艳宝等人开展营救。当我们把巴基斯坦这位工兵司令从底朝天的车里救出来时，发现他的伤势并不重。只见他捂着血流满面的伤口，伸出另一个大拇指，连连超着不熟悉的中文对我们谢字不离口。他的驾驶员尽管已经呆若木鸡，不过当他回过神来，也跟着他的司令反复地直夸：“金多斯特，阿恰，金多斯特，提克阿恰（巴基斯坦国语乌尔都语：中国朋友，好，中国朋友。很好）！”从此，面对如此险象纵生的号称世界屋脊，生命禁区施工现场。我不得不加倍提高安全防范意思，时刻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各种不测降临，
一月后，实在体力不支的我开始失眠了。苦思冥想中我觉得该想想办法，另辟溪径，尝试迂回自救，力争调到机关去。几天后，我主动为中队部画了几幅国画。很快，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朱稼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副政委、少将。2007年病故）得知消息，闻讯赶来，递给我纸和笔，让我为他画一幅人物肖像。面对突如其来却又在意料之中的专场考试，我真是喜不胜喜，庆幸自己自信地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我终于调入了支队政治处，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开始了由塔科特至哈里格西公路沿线的放映。
一月后的一天，朱稼祥股长（时为正营职）找到我，交给我几张泛黄的小一寸照片，深沉片刻，他向我讲述了一个其实大家早已知道的故事：“1976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全体援把战士刻骨铭心的日子。本来，远在异国他乡的各中队都象往年一样，准备以提前完成任务这种特有的方式庆祝国庆节，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国务院慰问团带着工程兵歌舞团也将于10月10日这天来到巴基斯坦，慰问援巴战士。然而，为了赶时间赶速度，国庆前，四中队要在滚滚的印度河畔的公路施工现场，搬掉一个拦路虎——几乎是一个山头。作为献给国庆的大一份礼。由于工程没有能在国庆前完成。加之进入七月后，四中队按照道路施工设计要求，集中了全中队的风钻，不分昼夜的在这座山头上倔进，填药总量47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巴公路最大的一个移山工程，1976年10月10日，由于之前爆破工程未达到预期目标，四中队组织了二分队、三分队的全体人员在施工现场再次装填炸药，准备二次爆破，就在大家正在装填炸药时，已被炸药爆破所震松后的大山突然毫无征兆的出现了大塌方，十万多方的石块顷刻之间就将四中队二、三分队的大部分施工人员埋在了大山之下，酿成了二十五人牺牲，二十三人重伤的特大惨剧。这些烈士中最小的只有19岁，而最大的也不过28岁。当整理烈士遗体时，人们发现，遗体受损程度最轻的，身体上也有一百多处伤口……你看，这些烈士已经埋葬在吉尔吉特烈士陵园了，可他们有的人至今没有遗像。再说以后部队还要建立烈士档案，应该留下他们的遗像。你能不能抓紧时间画一画，以了却我的一块心病。”接到命令后，我加班加点，终于为2名烈士画好了遗像。然而还有几名烈士的照片因为实在太小，加之我的绘画技艺有待提高，没有画好。这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1979年3月，我又领受了为两名烈士画遗像的任务。一位姓朱，湖南常德人，与我同年入伍。这位朱姓老乡是因病未能及时抢救而永久地留在了巴基斯坦，他也是湖南惟一长眠在吉尔吉特烈士陵园的一位普通士兵。值得欣慰的是：当天晚上，我就在他们中队放电影，目送了他即将远去的身影。还有一名安徽籍战士，名叫钱良应。他是在施工中不幸遇难的。当时也是因为钱良应的照片太小，我反复画了好几遍。几乎就从那时起，钱良应的那张瘦小的青春脸庞和他那双咪咪细眼，已经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没有想到，在巴基斯坦5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与遗书、遗像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三十二年过去了。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烈士陵园里仍然长眠着我的88名战友。在这里，当地有两位对中国朋友有着深深感情的，现已89岁的阿里·马达德和53岁的阿里·艾哈迈德。，他们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记那段渐渐逝去的岁月。却是克服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在陵园旁边修建了守灵屋，三十二年如一日地为我们的战友义务打扫陵园，虔诚地为中国烈士守灵。
庆幸，我写于三十二年前的遗书没有被家人收到。
文学风欢迎你
作者.洗耳听风/编辑.琴心
遗书是世界上最悲惨最凄凉最绝望或最悲壮最慷慨最忠诚的文字组合，也是作者在惜别人生之际对人世间无比眷念油然而生的无奈告别之举。我的看法或许是一叶障目的缘由导致偏颇而片面。总之，不就是一个因痛因恨因爱因理想因信念因忠诚的人在临死之前舍不得死却又自以为别无选择而选择了吗。因为谁都怕死，谁都不想去死。大凡写过遗书的人都会不承认自己怕死，往往死者选择的结果又恰恰证明了他的视死如归。
写罢这几句沉重的话语，是因为我的思绪再一次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32年前那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1978年5月15日。这一天我也下过一份遗书。
1978年5月15日，风和日丽。为期2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来自湖南湘西的千名新兵即将被分下连队。这天上午，新兵训练基地突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着装的军营奇特景观：经确定留在国内的新兵，个个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与即将前往我国友好邻邦巴基斯坦的战友挥手告别。望着刚刚脱下还没有在身上穿热的军装，已经换上出国礼服的战友，彼此难舍难分的心情异常沉重。原来，刚到新兵训练基地时，大家或多或少已经听说过我们这支部队，从70年代开始，就脱下军装，换上便服，一直担负着从我国红旗拉甫至巴基斯坦首都的喀喇昆仑公路的修筑任务。而这条举世闻名的公路是修筑在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极为复杂和恶劣的，人称生命禁区的地带。十多年来，中巴两国的筑路人员已经有700百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即将踏上出境征程的，当时号称国际主义战士的新兵，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军人就该尽忠祖国，不辱使命，时刻准备献身在巴基斯坦的生命禁区里。于是，当我们把崭新的军装和一切军用品打包后，准备集体放置在团部保管时，大部分新兵都自发地悄悄写好一份遗书，以备万一“光荣”后，这些遗物能顺利送达到各自的家中。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哥哥。弟妹们：你们好！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为了祖国光荣地献身在异国他乡了。我是为中巴友谊而献身。请你们一定不要难过。因为我的献身，是在执行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为中巴友谊而尽到了一名热血青年、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应尽的责任。也算得上重如泰山，无比光荣吧。当前，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忘我之心不死，时刻磨刀霍霍，他们蠢蠢欲动，企图进犯我国。作为一名战士，今生能有幸参加修筑喀喇昆仑这条有着伟大深远战略意义的公路，已经不胜荣幸了……由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所以我们全体援巴战士不能把一切军用品带到国外，我们出国的护照上一律填写着筑路员工的身份。在国外，我们除了有足够的衣被外，我们的生活也优于国内任何部队。据说，我们的津贴,部队都会把它存在国内.在国外，我们每月有价值人民币30元的代金券，每月还有60个卢比,以及各种福利待遇。这是国内部队无法相比的。因此，我在献身祖国外交事业前，已经享受到了祖国和人民给予我们优厚的关爱了……如今，虽然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但是，作为孙子、儿子以及弟弟和哥哥，我的灵魂将永远心系中巴两国友谊，也会每天遥望着遥远的东方，为你们真诚地祈祷和祝福，祝福全家以我为荣，把对我的思念化着在各自事业和生活中的动力，在通往幸福的漫漫之路上永远安康……”
其实，写下这份遗书后，我并不在意此一去能否安然无恙的回国，因为这就是我的选择。当时，我完全有机会留在国内团部机关。记得新兵训练结束前，几个老乡被挑选分到汽车连以及修理连。而我有幸参加了国内团部报务员的选拔考试。那次共有15名新兵接受挑选。考试分为两步进行：首先考试英语、数学和智力。尔后，将从这三项考试中留下5名新兵进入第二轮考试。在第二轮考试中，因为只是考试脑灵一个内容。于是，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遥遥领先其他选手。看来留在国内已经是毫无质疑的成为定局了。要知道，当时能在机关当兵是每一个新兵的最大愿望。然而，我却心急火燎地找到新兵连的首长，坚决要求出国下施工连队。谁知我的算盘落空了。连长明确表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你可以接受组织挑选，你没有理由和权利决定自己留与走。生就喜爱冒险的我无言以对，只好孤注一掷想起了绝招：你的机关兵不是都要求表现好的战士吗？看来我只好把自己打入另册了。因为想出国，只能这样做。从此，我在新兵训练时一改往日优秀的面孔，作出了任何人不敢想象的举动：当时在整个新兵团，每一个班都是老兵当班长，惟独只有我一个新兵也当上了兵头将尾。于是，我在组织新兵训练时，故意吊儿郎当，竟然坐在树荫下指挥新兵训练。很快，我在新兵连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当然，随着我的知名度提高，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做报务员当机关兵的资格。我如愿以偿地被列进援巴名册。
几天之后，新兵连首长也许考虑到我是全团新兵里的惟一的一名班长，并没有一棍子将我打“死。”在出国编队时，任然给我一个副排长的职务，明确途中负责后勤保障。真是苍天有眼。经过两天的车程，5月19日，我们途中驻扎在只能喝上咸水的三岔口兵站时，我却利用保管食品的职权，超计划地给全排每人发放了几瓶水果和驴肉罐头，愉快地度过离家后的第一个生日。
5月23日，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塔什库尔干这个西北边陲的全城只有一盏路灯，一个高音喇叭的县城出发。越过了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口——红旗拉甫，告别了矗立在中巴边境旁的中国界碑。当日，在暮色中顺利抵达巴基斯坦，我被分在喀喇昆仑工程第一支队五中队。仅仅休息一天，新兵们便与老战友一同投入了施工现场。一天下来，早已累的腰酸背痛的我，心中好像打破了五味瓶。真的有些后悔当初应该就留在国内，当一名舒舒服服的机关兵。不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让我更加对这里的恶劣环境心存畏惧：一天，我们正在印度河畔施工时，巴基斯坦工兵司令一行从边境视察返回，路遇我们施工地段。不料车队第三辆飞驰而来的小车驾驶员，突然被高山滚落的一块石头吓得不知所错，由于避险不当，当场翻车。好在老天爷有眼，高速行驶中突然原地打了一个滚的小车仅仅离我只差10公分。这时，险些遭遇不测的我，当即与八班长胡玉书，七班副何松山，战士熊艳宝等人开展营救。当我们把巴基斯坦这位工兵司令从底朝天的车里救出来时，发现他的伤势并不重。只见他捂着血流满面的伤口，伸出另一个大拇指，连连超着不熟悉的中文对我们谢字不离口。他的驾驶员尽管已经呆若木鸡，不过当他回过神来，也跟着他的司令反复地直夸：“金多斯特，阿恰，金多斯特，提克阿恰（巴基斯坦国语乌尔都语：中国朋友，好，中国朋友。很好）！”从此，面对如此险象纵生的号称世界屋脊，生命禁区施工现场。我不得不加倍提高安全防范意思，时刻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各种不测降临，
一月后，实在体力不支的我开始失眠了。苦思冥想中我觉得该想想办法，另辟溪径，尝试迂回自救，力争调到机关去。几天后，我主动为中队部画了几幅国画。很快，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朱稼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副政委、少将。2007年病故）得知消息，闻讯赶来，递给我纸和笔，让我为他画一幅人物肖像。面对突如其来却又在意料之中的专场考试，我真是喜不胜喜，庆幸自己自信地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我终于调入了支队政治处，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开始了由塔科特至哈里格西公路沿线的放映。
一月后的一天，朱稼祥股长（时为正营职）找到我，交给我几张泛黄的小一寸照片，深沉片刻，他向我讲述了一个其实大家早已知道的故事：“1976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全体援把战士刻骨铭心的日子。本来，远在异国他乡的各中队都象往年一样，准备以提前完成任务这种特有的方式庆祝国庆节，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国务院慰问团带着工程兵歌舞团也将于10月10日这天来到巴基斯坦，慰问援巴战士。然而，为了赶时间赶速度，国庆前，四中队要在滚滚的印度河畔的公路施工现场，搬掉一个拦路虎——几乎是一个山头。作为献给国庆的大一份礼。由于工程没有能在国庆前完成。加之进入七月后，四中队按照道路施工设计要求，集中了全中队的风钻，不分昼夜的在这座山头上倔进，填药总量47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巴公路最大的一个移山工程，1976年10月10日，由于之前爆破工程未达到预期目标，四中队组织了二分队、三分队的全体人员在施工现场再次装填炸药，准备二次爆破，就在大家正在装填炸药时，已被炸药爆破所震松后的大山突然毫无征兆的出现了大塌方，十万多方的石块顷刻之间就将四中队二、三分队的大部分施工人员埋在了大山之下，酿成了二十五人牺牲，二十三人重伤的特大惨剧。这些烈士中最小的只有19岁，而最大的也不过28岁。当整理烈士遗体时，人们发现，遗体受损程度最轻的，身体上也有一百多处伤口……你看，这些烈士已经埋葬在吉尔吉特烈士陵园了，可他们有的人至今没有遗像。再说以后部队还要建立烈士档案，应该留下他们的遗像。你能不能抓紧时间画一画，以了却我的一块心病。”接到命令后，我加班加点，终于为2名烈士画好了遗像。然而还有几名烈士的照片因为实在太小，加之我的绘画技艺有待提高，没有画好。这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1979年3月，我又领受了为两名烈士画遗像的任务。一位姓朱，湖南常德人，与我同年入伍。这位朱姓老乡是因病未能及时抢救而永久地留在了巴基斯坦，他也是湖南惟一长眠在吉尔吉特烈士陵园的一位普通士兵。值得欣慰的是：当天晚上，我就在他们中队放电影，目送了他即将远去的身影。还有一名安徽籍战士，名叫钱良应。他是在施工中不幸遇难的。当时也是因为钱良应的照片太小，我反复画了好几遍。几乎就从那时起，钱良应的那张瘦小的青春脸庞和他那双咪咪细眼，已经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没有想到，在巴基斯坦5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与遗书、遗像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三十二年过去了。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烈士陵园里仍然长眠着我的88名战友。在这里，当地有两位对中国朋友有着深深感情的，现已89岁的阿里·马达德和53岁的阿里·艾哈迈德。，他们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记那段渐渐逝去的岁月。却是克服种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在陵园旁边修建了守灵屋，三十二年如一日地为我们的战友义务打扫陵园，虔诚地为中国烈士守灵。
庆幸，我写于三十二年前的遗书没有被家人收到。
文学风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