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之殇(翁新华)
RE:沱江之殇(翁新华)
细细拜读翁新华主席为《心门》撰写的《沱江之殇》,内心里充满了无比崇敬!翁主席真不愧为我们岳阳、我们湖南的文学巨匠,对《心门》一作的历史背景、地域渊源以及现实意义,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翁主席对佛教的诠释也让人钦佩不已,尤其是翁主席语言文字的诙谐幽默、一针见血,文章内容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让人读来又是另一番别致的风景!翁主席对《心门》给予的肯定是无容置疑的,我想凝聚子华心血的《心门》一定会在读者群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祝贺子华!
RE:沱江之殇(翁新华)
《心门》,看了几章,有了《沱江之殇》的指导,会对小说有更好的理解,对自己的写作也是很好的启发,多谢。
沱江之殇(翁新华)
沱江之殇
作者.翁新华/编辑:琴心
沱江之殇
——读刘子华长篇小说《心门》
作家刘子华的长篇新作《心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超脱了《一任乡官》、《危城》等纯故事性架构、扁平人物叙事的套子,进入一种平缓的细节洇染,没有人为的波澜起伏,没有主题的直白式亮相,读起来显得平实从容,正是这种平实从容,缩短了文学的距离。类似的小说有格非的《春尽江南》,虽然子华笔力稍逊,在题材的选取和立意上基本一致。这是子华小说质的飞跃。
华容境内有一条小河,叫沱江,属于东洞庭湖支流,历史悠久,1990年代,江水还很清澈,锦鳞游泳,桨声欸乃,江岸的垂柳、农舍、田畴、麻石铺就的注磁口古镇,富有诗情画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为智者的华容人,无不引以为自豪。子华是喝着沱江的水长大的。从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直至成为一名公务员,沱江情愫依然浓酽。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因为三峡大坝的上马而断流,洞庭湖几近干涸,沱江似乎也只能算得上奄奄一息的污浊的小水沟了。目光所及,街道宽了,楼房高了,火车快了,世代居住在沱江两岸的农人,大都告别荒疏的田园,去广东打工讨日子,再也用不着去沱江汲水而炊了,生活在拜金主义大潮下的我们,有理由忘掉沱江,忘掉它昔日的诗情画意质朴天然,给宋祖英的好日子投怀送抱。而拥有文学潜质的子华,心灵的转型却没有这样顺畅。这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文人怀旧情结的死不瞑目;子华的怀旧,与他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对时代本质的执拗探寻有关。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可以视为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入侵,是一幅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桌面。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一次又一次雄视世界。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1990年代是我们今日生活的上游,恰如沱江是子华今日生活的上游一样。
《心门》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巅峰与深谷的平面。这个平面就如华容县独有的沃野田畴。华容土地宽阔,盛产稻谷、棉花、油菜、鲜鱼,是中国的产粮大户,享誉世界的鱼米之乡。1990年代初,每个农户承包的大田不下三五十亩,盛夏打下谷子后,得租用手扶拖拉机往乡上的粮库送去几十车公粮。那种无私的奉献,居住城廓的肉食者倘若没有感动,只能证明其没肝没肺。人们割完晚稻,得去修筑长江防浪堤,那是一种自带灶具自带粮食的无偿劳动,但是,人们视其为应尽义务,没有怨言。只有把劳动视为义务时,这种劳动才有了价值。
BP机的盛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农民们最初的感受是粮食不再值钱,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疯涨,种田的成本高到可以让辛苦打下的那点谷子忽略不计。于是,为了生计,人们被迫遗弃了田园,背着蛇皮袋,挤火车去广东打工。当种田人不爱土地,甘愿携妻带子去外乡漂泊,再用打工的微薄收入买米糊口,这断然不是什么好事。实用主义裹着中国特色的糖衣,在黄土地上横行,本质被掩盖,诚实被抛荒;土地资源的开发不是为大多数人利用;在资源上再嫁接权力的毒芽,结出的便是垄断的果实;为富不仁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占有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于是,小说主人公黎子益的理想抱负便充满种种变数。子华把他安排成一个文学青年,这是一种迟到的安排。单就文学而言,除了1980年代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之外,已经被实用主义强暴而后遗弃;遗弃之后的文学为了讨日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入伙为娼;要么削发为尼。刘子华给他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悲观主义是这部小说的基调。
子华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当代青年遁入空门?这是不是有点勉强?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怀疑。理由是一个文化素养并不算太高的年轻人,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波折,都不会逃离出世。这不啻于礼佛者也需要相当的大彻大悟的心智,就如那个半为诗书半为佛的李叔同遁入杭州虎跑寺一样。而事实是,遁世也是一种无奈。1990年代正是华容民间宗教氛围最为鼎盛的年代,可谓乡乡兴建礼拜堂,个个吟诵赞美诗。生活在华容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宗教竟然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于是,这才感觉到子华在小说中给主人公安排礼佛的结局,原来是有着地域文化基础的。当然,黎子益的最终皈依佛教,说到底也仅仅一种象征意义。黎子益不是司汤达小说中的于连。于连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勾引贵妇德•瑞那夫人以求晋身之阶,败露后却朝德•瑞那夫人开了一枪,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黑衣将军,他都未能如愿。那是制度的原因。制度注定他永远是一介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进入资产阶级行列。把《红与黑》拿来作为《心门》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出《心门》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黎子益是个坚毅与柔弱的混合物。
司汤达塑造于连,用的是电闪雷鸣,子弹会飞的手段。子华塑造黎子益,则是选择文火炖肥羊。黎子益的父亲只是个县乡小吏。他奢望凭借这点微不足道的背景关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结果,还是失败了。构成黎子益的性格十分复杂。首先,他向往文学,这没错。他因为自己的城镇户口显得鹤立鸡群。可也正是这点“优势”害了他,女青年总是瞄准了这点优势奢望搭他的顺风船。这就把作为雄性动物的他搞得声名狼藉。心里老是忏悔这个忏悔那个。这是一个可悲的农村文学青年的形象。失败是他的宿命。
1990年代,国门欲开未开。那个打开的部分不是为黎子益们开的;未打开部分,大多数人还被挡着。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城”现象。扛着实用主义大旗者,手持特权的通行证,在物质的海洋里大肆掠夺捞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他们不是凭借诚实的劳动或超人的智慧富起来。这就是当下高唱着好日子并做着移民欧美准备的一群;而被挡着的大多数人,却已从门缝里瞅到到了太阳山的金子在熠熠闪光。物欲已经异化了门内门外所有的人。社会失范。真善美大肆贬值,假恶丑、残暴、极权大肆膨化。人面桃花只是个面具,最大限度财富的攫取、占有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小说摄取的每一个细节,都如一片打碎了的玻璃残渣,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星星点点余光。面对贫富悬殊差距愈拉愈大,一边是精心导演的动物狂欢,粉饰,另一边则是贫穷、饥饿,无可奈何。晚清佛门寺院的寒冷的诗意诱惑了李叔同,于是,他毅然割舍无与伦比的文化名声,割舍情缘,莫名奇妙地遁入虎跑,用29年的光阴伴随清灯黄卷,最后给世人留下九颗舍利子。黎子益不是李叔同第一个仿效者。当他感觉到继续同流合污的无法承受的痛苦时,便毅然追随李叔同而去。
也许大多数读者不熟悉晚清第一文化名人李叔同,但他那首流传百年不衰的《送别》是人皆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阅读《心门》,无法避开文化。时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文化的毁损已经到了举世惊悚的地步。这其中,道德的沦丧,更是文化崩溃的显性表征。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高尚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把人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心门》在这方面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不是指文本)。子华也许过份崇尚佛教,几乎把小说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运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做了一番检视:
城关派出所所长伍峰胡作非为,最终遭免职;税务局朱局长因婚外情遭撤职,妻离子散;甜妹爱财如命,终无安身立命之地;民政局江局长一贯颐指气使,受贿带来牢狱之灾;刘立强嗜酒成性,导致面部神经瘫痪;肖木林交友不慎,不但吃了官司,还毁了锦绣前程;郝爱民为求升官,收受贿赂亲手葬送美好前途;红红赚的黑心钱被一把火烧光;阿梅卖淫被公安机关抓获,害人害己;黎子益一生追求,一生努力,最终一事无成,真爱的女人陈菊香含屈葬身洞庭湖,同张彩云结婚近20年同床异梦,情何以堪?自己穿梭于各色女人中又何曾找到真情?同叔叔黎光辉的借款官司中,黎光辉不念肖木林的同学、同乡之情,一跑了之;郑清明为一己私利,两面三刀,卖友求荣;陈学文得知没有提拔的真相后,报复肖木林,两人在无谓的争斗中双双失去了提升的机会……
这种现世的因果报应,能在读者中激起浅薄的呼应;但我宁可将之视为子华狡黠的戏谑。作为副团级的中共产党员作家把因果报应渲染得活龙活现,理应是一种文学的恶作剧吧?释迦牟尼的佛经也仅仅是强调来世的因果轮回,来世的善恶报应转换啊。因果报应论出自佛经中的《大乘成业论》,梵语“阿赖耶识”中的“第八识”。佛说,“阿赖耶识”好比廉政国家反贪局掌握的“公务员档案”,记录着你的一切,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因果。若是能修到在心中不留印象,那就基本成佛了;不仅仅公务员,众生共同一个“阿赖耶识”,人死之后到阴间接受审判的原因就是阴间的神能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都有什么,根据“阿赖耶识”里的“档案”来定罪;能够将“阿赖耶识”练成,就是六神通里最后也是最难达到的“漏尽通”。出现这种神通,就基本能达到“不造孽”了。“阿赖耶识”可以以佛教的“十来偈”阐释: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的道理是不虚的,也非迷信。这似乎是宇宙的真理,一切万物,都不能逃脱。结合六道轮回的道理,都会明白人的心很重要,心起一念,不去做,就要落因果,因为它是轮回的种子。修行就是修心,如果心如止水,丝毫不起妄念,就不会受轮回了!可是仍有一事不明,死后轮回诚然属于报应,为什么还会有现世报呢?比如邪淫,男女双方都情愿,她的心也不恨你,你也很坦然。除了死后根据淫“心”的轮回之报应外,为什么还会有当世的报应呢?因果到底谁在控制?——这个疑问应当发自《心门》的一号主人公黎子益。黎子益是子华的精心塑造,理应子华回答主人公的疑问。所以,佛学也会无意之中给小说家将上一军。
子华的理想世界是老实人天真人居多。但他在现实中视而不见。他似乎痛感这个社会不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老实人,天真的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子华写作《心门》,情绪很有节制。他没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子华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心门》多了些温暖色调。
2011年11月7日
岳阳市群众艺术馆
作者.翁新华/编辑:琴心
沱江之殇
——读刘子华长篇小说《心门》
作家刘子华的长篇新作《心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超脱了《一任乡官》、《危城》等纯故事性架构、扁平人物叙事的套子,进入一种平缓的细节洇染,没有人为的波澜起伏,没有主题的直白式亮相,读起来显得平实从容,正是这种平实从容,缩短了文学的距离。类似的小说有格非的《春尽江南》,虽然子华笔力稍逊,在题材的选取和立意上基本一致。这是子华小说质的飞跃。
华容境内有一条小河,叫沱江,属于东洞庭湖支流,历史悠久,1990年代,江水还很清澈,锦鳞游泳,桨声欸乃,江岸的垂柳、农舍、田畴、麻石铺就的注磁口古镇,富有诗情画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为智者的华容人,无不引以为自豪。子华是喝着沱江的水长大的。从民办教师、乡镇招聘干部,直至成为一名公务员,沱江情愫依然浓酽。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因为三峡大坝的上马而断流,洞庭湖几近干涸,沱江似乎也只能算得上奄奄一息的污浊的小水沟了。目光所及,街道宽了,楼房高了,火车快了,世代居住在沱江两岸的农人,大都告别荒疏的田园,去广东打工讨日子,再也用不着去沱江汲水而炊了,生活在拜金主义大潮下的我们,有理由忘掉沱江,忘掉它昔日的诗情画意质朴天然,给宋祖英的好日子投怀送抱。而拥有文学潜质的子华,心灵的转型却没有这样顺畅。这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文人怀旧情结的死不瞑目;子华的怀旧,与他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对时代本质的执拗探寻有关。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可以视为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很难说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可能真的越来越富裕,却也越发接近末世的动物性狂欢。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并未能完全替换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激发的残忍的动物性,新世纪迅猛来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面积入侵,是一幅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桌面。现代社会倡导的资本权力、商业化的社会规则,以及享乐主义,一次又一次雄视世界。现代社会树立起来的种种生活方式,看似光彩夺目,实则只会加速世界崩溃。1990年代是我们今日生活的上游,恰如沱江是子华今日生活的上游一样。
《心门》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巅峰与深谷的平面。这个平面就如华容县独有的沃野田畴。华容土地宽阔,盛产稻谷、棉花、油菜、鲜鱼,是中国的产粮大户,享誉世界的鱼米之乡。1990年代初,每个农户承包的大田不下三五十亩,盛夏打下谷子后,得租用手扶拖拉机往乡上的粮库送去几十车公粮。那种无私的奉献,居住城廓的肉食者倘若没有感动,只能证明其没肝没肺。人们割完晚稻,得去修筑长江防浪堤,那是一种自带灶具自带粮食的无偿劳动,但是,人们视其为应尽义务,没有怨言。只有把劳动视为义务时,这种劳动才有了价值。
BP机的盛行,预示着时代的剧变。农民们最初的感受是粮食不再值钱,化肥农药种子价格疯涨,种田的成本高到可以让辛苦打下的那点谷子忽略不计。于是,为了生计,人们被迫遗弃了田园,背着蛇皮袋,挤火车去广东打工。当种田人不爱土地,甘愿携妻带子去外乡漂泊,再用打工的微薄收入买米糊口,这断然不是什么好事。实用主义裹着中国特色的糖衣,在黄土地上横行,本质被掩盖,诚实被抛荒;土地资源的开发不是为大多数人利用;在资源上再嫁接权力的毒芽,结出的便是垄断的果实;为富不仁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占有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于是,小说主人公黎子益的理想抱负便充满种种变数。子华把他安排成一个文学青年,这是一种迟到的安排。单就文学而言,除了1980年代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之外,已经被实用主义强暴而后遗弃;遗弃之后的文学为了讨日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入伙为娼;要么削发为尼。刘子华给他的主人公选择了后者。悲观主义是这部小说的基调。
子华为什么要安排一个当代青年遁入空门?这是不是有点勉强?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怀疑。理由是一个文化素养并不算太高的年轻人,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波折,都不会逃离出世。这不啻于礼佛者也需要相当的大彻大悟的心智,就如那个半为诗书半为佛的李叔同遁入杭州虎跑寺一样。而事实是,遁世也是一种无奈。1990年代正是华容民间宗教氛围最为鼎盛的年代,可谓乡乡兴建礼拜堂,个个吟诵赞美诗。生活在华容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宗教竟然有着天生的亲近感。于是,这才感觉到子华在小说中给主人公安排礼佛的结局,原来是有着地域文化基础的。当然,黎子益的最终皈依佛教,说到底也仅仅一种象征意义。黎子益不是司汤达小说中的于连。于连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惜勾引贵妇德•瑞那夫人以求晋身之阶,败露后却朝德•瑞那夫人开了一枪,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黑衣将军,他都未能如愿。那是制度的原因。制度注定他永远是一介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进入资产阶级行列。把《红与黑》拿来作为《心门》的参照物,我们可以看出《心门》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黎子益是个坚毅与柔弱的混合物。
司汤达塑造于连,用的是电闪雷鸣,子弹会飞的手段。子华塑造黎子益,则是选择文火炖肥羊。黎子益的父亲只是个县乡小吏。他奢望凭借这点微不足道的背景关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结果,还是失败了。构成黎子益的性格十分复杂。首先,他向往文学,这没错。他因为自己的城镇户口显得鹤立鸡群。可也正是这点“优势”害了他,女青年总是瞄准了这点优势奢望搭他的顺风船。这就把作为雄性动物的他搞得声名狼藉。心里老是忏悔这个忏悔那个。这是一个可悲的农村文学青年的形象。失败是他的宿命。
1990年代,国门欲开未开。那个打开的部分不是为黎子益们开的;未打开部分,大多数人还被挡着。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城”现象。扛着实用主义大旗者,手持特权的通行证,在物质的海洋里大肆掠夺捞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他们不是凭借诚实的劳动或超人的智慧富起来。这就是当下高唱着好日子并做着移民欧美准备的一群;而被挡着的大多数人,却已从门缝里瞅到到了太阳山的金子在熠熠闪光。物欲已经异化了门内门外所有的人。社会失范。真善美大肆贬值,假恶丑、残暴、极权大肆膨化。人面桃花只是个面具,最大限度财富的攫取、占有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背景下,小说摄取的每一个细节,都如一片打碎了的玻璃残渣,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星星点点余光。面对贫富悬殊差距愈拉愈大,一边是精心导演的动物狂欢,粉饰,另一边则是贫穷、饥饿,无可奈何。晚清佛门寺院的寒冷的诗意诱惑了李叔同,于是,他毅然割舍无与伦比的文化名声,割舍情缘,莫名奇妙地遁入虎跑,用29年的光阴伴随清灯黄卷,最后给世人留下九颗舍利子。黎子益不是李叔同第一个仿效者。当他感觉到继续同流合污的无法承受的痛苦时,便毅然追随李叔同而去。
也许大多数读者不熟悉晚清第一文化名人李叔同,但他那首流传百年不衰的《送别》是人皆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阅读《心门》,无法避开文化。时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文化的毁损已经到了举世惊悚的地步。这其中,道德的沦丧,更是文化崩溃的显性表征。沦丧本身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沦丧后而不自知,还以为是一种高尚道德,甚至是社会内在的机制希望你这么去发展。这个社会跟人、跟那些不好的东西,形成了某种合力,形成共谋了,把人塑造成一个特定的人,叫做非人。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社会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它需要卖东西,需要你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把你变成一个简单的人,不假思索去消费。今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个傻瓜,你被欺骗了,你根本不能反省,没有判断力,你能做正常的人吗,你做不了。《心门》在这方面的揭示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不是指文本)。子华也许过份崇尚佛教,几乎把小说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运用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做了一番检视:
城关派出所所长伍峰胡作非为,最终遭免职;税务局朱局长因婚外情遭撤职,妻离子散;甜妹爱财如命,终无安身立命之地;民政局江局长一贯颐指气使,受贿带来牢狱之灾;刘立强嗜酒成性,导致面部神经瘫痪;肖木林交友不慎,不但吃了官司,还毁了锦绣前程;郝爱民为求升官,收受贿赂亲手葬送美好前途;红红赚的黑心钱被一把火烧光;阿梅卖淫被公安机关抓获,害人害己;黎子益一生追求,一生努力,最终一事无成,真爱的女人陈菊香含屈葬身洞庭湖,同张彩云结婚近20年同床异梦,情何以堪?自己穿梭于各色女人中又何曾找到真情?同叔叔黎光辉的借款官司中,黎光辉不念肖木林的同学、同乡之情,一跑了之;郑清明为一己私利,两面三刀,卖友求荣;陈学文得知没有提拔的真相后,报复肖木林,两人在无谓的争斗中双双失去了提升的机会……
这种现世的因果报应,能在读者中激起浅薄的呼应;但我宁可将之视为子华狡黠的戏谑。作为副团级的中共产党员作家把因果报应渲染得活龙活现,理应是一种文学的恶作剧吧?释迦牟尼的佛经也仅仅是强调来世的因果轮回,来世的善恶报应转换啊。因果报应论出自佛经中的《大乘成业论》,梵语“阿赖耶识”中的“第八识”。佛说,“阿赖耶识”好比廉政国家反贪局掌握的“公务员档案”,记录着你的一切,只要起心动念,就有因果。若是能修到在心中不留印象,那就基本成佛了;不仅仅公务员,众生共同一个“阿赖耶识”,人死之后到阴间接受审判的原因就是阴间的神能看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都有什么,根据“阿赖耶识”里的“档案”来定罪;能够将“阿赖耶识”练成,就是六神通里最后也是最难达到的“漏尽通”。出现这种神通,就基本能达到“不造孽”了。“阿赖耶识”可以以佛教的“十来偈”阐释:端正者从忍辱中来,贫穷者从悭贪中来;高位者从礼拜中来,下贱者从憍慢中来;喑哑者从诽谤中来,盲聋者从不信中来;长寿者从慈悲中来,短命者从杀生中来;诸根不具者从破戒中来,六根具足者从持戒中来。
因果的道理是不虚的,也非迷信。这似乎是宇宙的真理,一切万物,都不能逃脱。结合六道轮回的道理,都会明白人的心很重要,心起一念,不去做,就要落因果,因为它是轮回的种子。修行就是修心,如果心如止水,丝毫不起妄念,就不会受轮回了!可是仍有一事不明,死后轮回诚然属于报应,为什么还会有现世报呢?比如邪淫,男女双方都情愿,她的心也不恨你,你也很坦然。除了死后根据淫“心”的轮回之报应外,为什么还会有当世的报应呢?因果到底谁在控制?——这个疑问应当发自《心门》的一号主人公黎子益。黎子益是子华的精心塑造,理应子华回答主人公的疑问。所以,佛学也会无意之中给小说家将上一军。
子华的理想世界是老实人天真人居多。但他在现实中视而不见。他似乎痛感这个社会不允许老实人、诚实的人活得好些。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出现最多的不是老实人,而是狡猾的人。到18世纪以后欧洲文学里出现了对诚实的人、老实人的寻找,老实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托尔斯泰等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在现实里,老实人没有了,就会出现唐•吉诃德这样的老实人的极端,老实到愚昧的地步。所以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说一定要写一个全法国最老实的人,就是包法利,不懂爱情,勤勤恳恳给别人治病,不说假话,一辈子倒霉,老婆与人偷情,被人玩弄,最后吃砒霜自杀,包法利本人则靠在一棵枣树上死了。在法国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老实人,天真的人,都会被吃掉的,这是社会最不需要的两种人。
子华写作《心门》,情绪很有节制。他没去指责这个喧嚣的,聒噪的时代,去指责当权者,指责争名夺利的人群。环境污染,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出轨偷欢,爱的消亡,是所有的人一起将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全人类的欲望使然。用经验展现了现实中各种背叛,偷欢、谎言和欺瞒之后,子华意识到,即使是在苍凉的末世,即使是犯下再大的过错,仍然可以原谅和赎还,这让笼罩着悲观主义的《心门》多了些温暖色调。
2011年11月7日
岳阳市群众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