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安达市老虎岗镇一中教务处 张林 邮编15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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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苦涩的童年
一九六三年旧历八月十四，午时，我呱呱坠地了。我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喜悦。我是母亲生的第五个“小蛋子”（男孩），当时，父亲一直盼能换换样，有个闺女。可以想象出，父亲那张阴沉的脸子，有多么的难看。
小时候的我，是个很不省事的孩子。母亲生前提及我，总是絮絮不止。说我羸弱多病，又总长黄皮疮，一茬接一茬......为这儿，浑身上下，连同脑袋瓜子，抹满了“灯烟子”、“锅底灰”之类。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弄得黑黢溜光的，像个小老头。
那年月，孩子成活率很低，我从老五的行分，赖升到老二的位置。当时，家住我家后院的“二娘”，也因此给我起了个讨厌的外号——二老头。
哭闹，是我幼儿时的主旋律，也是大人耳中的噪音。
晚上，我哭哭咧咧的，常搅得一家人难以入眠。母亲一般是连哄带吓，“别哭了！看老疯子来了！”，我也便暂时停止了哭闹。后来，读的书渐渐多了，才从书中找到一丝安慰：适当的啼哭，对孩子是有益的。我有极好的音质，有较强的表达能力，也许是由于我曾有过一段不甚光彩的“练声”历史吧。
孩提时的我，就是傻。啥也不懂，啥都想问。心灵像一张白纸，无任何条件地接受任何事情。问自己是从哪来的。母亲骗说是从粪堆刨的，就会真的捞二齿子上粪堆刨去。单纯得如一泓清泉。
现在的孩子，你试试？用许多大人的说法，“小小的年纪，啥都懂。”确实，不该懂的也懂了。太过单纯，固然不好，而孩子过早地成熟，又未必是什么好事。要知道：早熟的果子，必生苦涩。
如今，孩子上学都比较早。过去的孩子，总得十来岁才上学。我的童年，多半是在家里度过的，所受到的影响，也仅限于同屯里的一些“半大小子”。童年的时光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最初，拥有一条小鞭子玩的想法，装满了我的内心。
崔老三算是屯子里的孩子王。他那时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是生产队的羊倌。他很会用乱麻缨子搓小鞭子，又有一手甩响鞭的绝活儿。鞭子一响，嘎崩脆，像放鞭炮似的。他外出放羊，总有一些小孩跟着；帮他驱赶羊群，无非都盼他能给搓个小鞭儿甩甩。我也是其中一个，饭后，妈妈连影儿都见不着，见天跟着崔老三跑前跑后；看他给别的孩子搓小鞭儿，我既羡慕又妒忌。我越发地溜须他，恨不得那些孩子都能离他远远的。
终于有那么一天，崔老三把羊赶出来，除我外，再没旁的孩子跟着，我真是心花怒放。那天，我驱赶羊群，那个勤快劲儿就甭提了。大概他早就看出我卖力气的心思，晚上赶羊往回来，他许了个愿，说：“你帮我放羊，等哪天我给你也搓个小鞭子。”我听了，心里异常高兴！打那以后，他放羊我跟着，简直形影不离。
只可惜，我帮他放了大半个月的羊，他像没事似的，始终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邻居家高焕哥在生产队赶车，搓鞭子最内行，他的鞭子也最为“精致”。我于是跟他交上了朋友，为的是能玩他的鞭子过过瘾。开始的时候，我用爸爸给我买的小人书讨好他。一天，我见高焕哥赶车来家把鞭子随意地扔在院子里，我等到他进了屋子，便过去拾起鞭子就跑，不巧在他家房后与高焕哥的母亲撞了个满怀。她一个趔趄站定，紧盯住了我手中的鞭子。我无奈地扔下鞭子，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第二天一早，我看见老高大姨踮着小脚倚着墙同妈妈说话。我猜想一定是告我偷鞭子的事情，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真正拥有自己的鞭子，那是做生产队马倌的四大伯给我做的皮鞭子。我的鞭子，在众多鞭子当中是最漂亮、最精制的，无论鞭杆、鞭听、鞭梢都是那么讲究。四大伯放过羊，放过马，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个很讲究的人。屯子里人都说，他是干啥要样的人。其实，看着简单的鞭子，不仅包涵着文化艺术，更有着繁杂的工艺。鞭子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其种类繁多。制作一个好鞭子，那是有着相当的难度，因为你不懂什么木质做鞭杆好，鞭听怎么拧，上边的鞭听子多长，下边的打梢多长。鞭杆与鞭听的长度，那是要依据人个子的高低，这样做出的鞭子才有水平。 鞭子可放牧，可打人，某种程度上，可列为刑具一类。我的鞭杆是红黑色的，擦得乌亮，长短与我的身材得当，甩起鞭子来特别的顺手。鞭听子，四大伯是用牛皮条子编制的，鞭子最复杂之处，也就是鞭听子了。为了买那三根牛皮条子，四大伯花了两元钱满足我的童心，那时的两元钱足足是孩子上学一学期的杂费。我的鞭子甩起来那个清脆，鞭听子上一圈的红缨子，看着非常的鲜艳，别说孩子们羡慕，就连有些大人们，都想甩甩我的鞭子。我几乎整天鞭子不离手，十分得意。 记得我们屯子有一个半大小子，大伙都叫他老百孩子。他是孩子王，小孩子们每遇到他时，都心生惧意。有一天，我们一群孩子，在大道上玩得正欢，老百孩子走了过来，也许我的皮鞭子对他有了什么启发，他对我说：“我用用你的鞭子，明天我给你买个冰棍吃。”我一听要借我的鞭子，满心的不情愿，紧紧地攥在手里，生怕他抢去似的。老百孩子笑着说：“别那么小气，明天就还你。”我还是不借。这时邻居家的高焕哥走过来下了保证，我才将信将疑很不情愿地借给了他。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放心我心爱的鞭子，吃晚饭都心不在焉。我在想：老百孩子到底拿我的鞭子干什么。生产队院里，聚了好多人，不知出了什么事。我好奇地凑了过去，只见墙角处有个蓬头垢面的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年幼的我根本不知什么是走资派、特务。只见老百孩子手中挥舞着鞭子，一边问你是不是特务，一边恶狠狠地向那活物抽去。 我才不关心什么走资派、特务，只关心我那漂亮的鞭子。此时看着我的鞭子，像握在饿狼手里的一条毒蛇。见一鞭子下去一条血印，我真想冲过去，从老百孩子手里夺回我的鞭子。在我看来，老百孩子跟电影里的汉奸一样，他决不是什么好人；而被他抽打的，也不一定真的是什么坏人。
第二天的下午，老百孩子把鞭子还给了我。看到老百孩子，我像看到了恶魔，拿着鞭子就往家跑。到家细看鞭子，油黑的皮条已成了黑红色，我放在清水里洗，可无论怎么洗，也感觉洗不掉那黑红色。看着昔日心爱的鞭子，如一条长信的毒蛇。听人说，沾了人血的东西是不吉利的。我赌气把鞭子填进了火苗正旺的灶坑里，望着火苖腾腾我那个心痛啊！我好恨老百孩子，是他玷污了我那漂亮的鞭子，也是他毁掉了四大伯的辛苦。
对玩鞭子，我也渐渐地失去了兴趣，没有起初那种新鲜感了，我也就不再跟着崔老三了。然而，在我幼小的心里，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感到“半大小子”最可恶：说话不算数，净欺负小孩儿。
头些年，听说崔老三混得还不错。有人见他在安达大街上给人白呼什么“珠算速算法”。这小子，放羊那会儿，就很能蛊惑人心。不过，我对他没什么好感。
当然，人这辈子，谁也不能担保自己净做光彩事。
那年月，穷不假，可玩的花样比现在多。大人耍，孩子也耍。那时，推牌九很盛行。大人用“天九”推，小孩子用扑克推。一副扑克牌，挑出三十二张，跟大人的玩法一样，庄上打色，分发给扛门、过门、天门；一轮每人四张牌，头尾各两张相配，头大算赢，头小看尾。从赌火柴棍儿开始，渐渐发展到一分二分。今天在这玩儿，明天在那玩儿，尽量避开大人。
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小耍钱鬼子正在“新搬齐”家玩，老齐家的大人回来了，把我们的小局儿给轰散了。玩在兴头上的我们，非常生气，决心要给他家点颜色看看。一天，见老齐家没人，我们几个便钻了进去，此时，我偏偏腹急，于是我跟头儿说：“我先上外拉泼屎。”头儿见我憋那熊样，眼珠一转，来了主意，说：“别上外头了，你就往他家锅里拉吧！”“这~~”我有些迟疑。可想到那次不把小局轰散，我说什么也不会输那么多火柴棍儿，还有就在昨天，老齐家那个死老头到我家告了一状，爸爸好顿把我骂。一报还一报，谁也不欠谁。对！我上了锅台，急忙退下裤子，撅屁股就拉。拉完，提上裤子，回头看看锅底摆着一泼冒热气的黄屎，我禁不住后怕起来了。主意是头儿出的，但事情是我干的。我们的头儿也很害怕，他威胁说：“谁说出去，我扇谁！”我们几个慌慌张张地溜了出来。我怀里像揣了只小兔子，心里跳得比谁都厉害。
老齐家的大人回来了，骂声不绝，我们暗地里观察动静，听得十分真切，我们没有丝毫的得意之色，有的只是害怕，害怕谁说出去。头儿的威胁确也有些威力，谁也没把此事说出去。有好些天，一见老齐家的人，我们都老远躲开，尤其我和头儿，生怕让人家拽过去挨顿胖揍。
长大以后，我就发狠：决不再赌，决不再做傻事，也决不再听他人的馊主意。
直到今天，我正直做人，不好这不好那。因为每当我想起这件傻事，我就有种罪恶感，心里充满了无限的难过和愧疚。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也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背上帆布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头天到学校，见到啥都稀奇。操场上那么多学生，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你追我，我撵你，吵吵嚷嚷，可比在家热闹多了。光线暗淡的大走廊，老长老长，像屯房后那条长长的防空洞；墙壁上粘满了用黄烧纸写的大字报，密密麻麻的，不知上面都写了什么。
屯子里有孩子王，学校里也有孩子王。学校里的孩子王野着呢，有的敢跟老师对着干，小一点的学生怕得不行，像耗子见了猫似的。上学没几天，我就让外号叫“马大渣滓”的狗娘养的搧了一嘴巴子。
那是一个课间，我正坐在教室里赶做老师刚刚留的算术题，同班的一个学生说不出出于什么险恶用心，把我叫到室外，指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小子告诉我，“他骂你了。”我信以为真，便走上前去，怯怯地问：“是你骂我了吗？”“骂你咋的？”他比我还横。“我没招你，你骂人，我给你告诉老师去。”见他不是好人的茬子，我就拿老师压他。没想到，他扬手就搧我一巴掌，嘴里还不三不四地骂着，似乎是我的不对，他打了我，他反倒有理似的。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流着泪，捂着火辣辣的腮帮子，走进了教室。我当然没敢告诉老师，怕他放学后在放学的路上堵着再打我。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马大渣滓”并没有骂我。再说，我上学没几天，他又是高年级的学生，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骂我呢，都是叫我出去的那个同学，看我一个人在教室用功，有意搅和我，才使我白白挨了搧。
从那以后，我恨透了那个同班同学，也恨透了“马大渣滓”。直到现在，每次回文化（我的出生地），除非他们主动跟我搭话，不然我就当没看见似的。我这不是记仇，而是我憎恶同班那个学生捣鬼使坏，憎恨“马大渣滓”逞强凌弱的那副狗德行。他俩现在也没出息到哪去，都在出苦大力，日子比正经庄稼人还次。
大人怕过年，一混一年；小孩子盼过年，干盼不到。以前的孩子盼过年，盼的是吃喝、穿戴和玩乐。
临近过年，小男孩宁可不要吃穿，也要买炮仗。买的炮仗一般等不到过年就放光了。过一回年，得哽叽大人买好几茬儿。
那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一个春节刚过的一天上午，我把一个没捻儿的双响子扒开，倒出火药，用纸一包，心想：放不响也能哧花。于是，在邻居大姑家的灶坑里，用小锨儿收点尚有火星的灰，端到当院子，埋上纸包后，和几个小伙伴跪在地上吹，由于灰里的火星少，干吹也没哧，我又折进屋在大姑家的火盆里，偷摸地用小棍夹了一个火炭，放在纸包上，继续吹，火炭渐渐地烧破了纸包，我们异常兴奋。我窜上去，又使劲地吹了一口，猛然，只听“扑——哧——”一股热浪迎面扑来，顿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哇”的一声哭了，同伴们吓得忙喊大人。只听爸爸没好声地问：“咋地了？！”我深知自己闯了大祸，忙说：“是我大哥……” 从小爸爸就疼我，哥四个，我拔尖。上学后非常用功，学习又好，爸爸就更偏向我。听说是我大哥惹的祸，爸爸不问青红皂白满屯子里追打他。大哥挨打，真是冤枉透了。 被双响药哧伤后，我休学在家，度过了六十多个黑色的日子。 后来听妈妈说，当时，我的整张脸没好地方，像烂土豆似的，吃饭让人喂，出外让人领。二姨家的海战大哥每次去看我都掉眼泪，根本没想到我的双眼会好，更没想到现在竟看不出一点疤痕。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见了双响子就心生余悸，就是现在，过年放双响子，我也从不敢用手拿着放，经常是把双响子立在地上或是夹在板栅栏上，在灶坑里对着一根长长的棍子，伸开右臂，大老远往捻子上杵。儿子都笑我不如他，他敢拿烟头杵，我吆喝他小心点，他总像没听见似的。唉，人就是有些怪，吃过亏，才会格外小心。 我真的很想把我小时候的这次遭遇讲给我的孩子听听，希望他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一路小心，一路走好，那也不枉我当年所受到的肉体乃至心灵的伤害了。尽管我知道，这个想法有些孩子气，但我确实有过这个念头。
和榆树林的感情像一根结实的细绳，也时常牵出我童年的故事。 每到春天，榆树林便是寄放整个屯子里孩子们欢乐的百宝箱。我们在这里挖过“婆婆丁”，追打过穿梭林间的小鸟，更在榆树开花之时去摘好吃的榆钱儿。 春风习习，白花串串。我们便争先恐后地爬上一房高的榆树。骑在粗大的枝杈上，伸开小手，迫不及待地捋下榆钱儿塞进嘴里，滑溜溜，甜丝丝，别提多美！结末，也不忘折下枝杈若干，乐颠颠地跑回家。当然，也不是因为榆钱儿特别好吃，而是那时家家都很穷，榆钱儿无疑是孩子世界里的一道美食。 记得有一次，去村头那片榆树林摘榆钱儿吃，从树上掉了下来，扭伤了脚脖子，好些天都不敢下地走动。但我知道：那开满白花的榆树林仍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一道风景，也仍是我现在深切怀念的儿时乐园。 那年月，不知多少人家在那片榆树林里选镐把儿、筐梁儿和犁杖，甚至砍烧柴，靠着榆树林养家糊口。渐渐地乡亲们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可是，前些年，村屯扩建，人们砍光了那片榆树林，一座座砖房拔地而起。每次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眼望着时光留给我的砖瓦结构和那缕缕炊烟，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与难过，因为那结满榆钱儿的林子不复存在了，它只能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二年级时，我患了一次重感冒，大发了，变成了肺炎。爸爸自行车把我驮到任民医院。
现在说肺炎，点几针也就过来了。可是那时医药短缺，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青霉素，弄几支青霉素得托许多熟人。
在任民医院，我打了一个多月青霉素。非但没有打过来，反而越发地严重起来。严重到啥程度，我记得当时一点饭不能吃，好心的老高太太给我拿去那么些煮现成的鸡蛋，我一个也吃不下去，后来转院时，全有味不能吃了。爸爸见我一天比一天严重，就同我老姨父商量把我整安达医治。老姨父在他所在单位房产段，联系了一辆上安达的大敞车，我和爸坐在后车厢里，我倒在爸爸的怀里，浑身瘫软，没一点力气。
车到安达，爸爸把我从车上抱下来，我一步也不能走。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是顶着烈日把我背到中医院的。在街道的石墩上，爸爸歇了好几气儿。时隔三十多年了，每想到这一节，我就有股暖流涌上心头，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
到医院，一位老中医吩咐爸把我放到靠背椅上。往那一坐，我感到下身钻心地疼，扎了一个多月的青霉素，也真够我受的。打青霉素最疼，扎一针疼好几天。现在谁说打青霉素，我身子都有些发冷，那个疼各路疼法。
老中医先是在我耳朵上取了血样，说是化验，随后又叫爸把我背进一间黑洞洞的屋。我有些怕，爸一再安慰，“别怕，透透视，一会就完。”坐在长条椅上，我感到黑屋子像个蒸笼，热得让我喘不过气。我声声不叠地俯身咳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爸爸说：“别急，一会就透视了。”不扯玄，我大汗淋漓，浑身像水洗似的。透没透视，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坐在长条椅子上，我等了好长时间。也许，在安达检查并无大碍，当天就回到了任民镇。
在任民西门下车，到老姨家有一里多地远。爸要背我，我说不用，要自己走，我还跟爸说我饿得不行，这也真是个奇迹。许多年以后，我一直认为我的那场大病，不全是因为吃药打针好的，而主要是因为在中医院那间黑屋子里出那身透汗好的。从安达回到任民，在医院住不两天，我就嚷着要回家。说自己老做噩梦，梦见大哥和三弟跟人干仗，梦见因为我旷课多被老师开除了......上趟安达，我感到格外有精神头，爸爸拗不过我，大热天把我从任民驮了回来。
我回来了，我的病基本好了。家里，近两个月来阴云笼罩的日子，一时间，阳光灿烂，一片生机。
许多人都知道，我爱书如命。
我对书的感情，细细想来，还是应该感谢那场大病。在任民住院期间，家里的一摊事，离不开妈妈，整个护理工作，自然落在了爸爸的肩上。为配合医生治疗，爸爸在任民镇各大商店，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小人书里生动有趣的画面深深地吸引了我。是小人书，打发了我住院期间孤寂的时光；是小人书，扩大了我的识字量；是小人书，把我领进了神奇的故事中。住院回来，我拿回来的小人书，能装半纸箱子！在同伴面前，我非常自豪地给他们讲小人书中的故事。恰恰这种虚荣的显示，无形地提高了我的表达能力。
大病之后，回到学校，旷了近两个月的课。学习上，我并没有吃力的感觉，都是因为小，不知学习上的艰辛。
期末考试，我语文数学两科居然都考了一百分！全班只有两个得满分的，另一个是李洪荣老师的侄子，唱歌最棒的李广生。此后，大家都夸我脑瓜儿好使，落下那么多课还能跟上。其实，什么脑瓜儿好使，不甘人后的我，认学才是根本。
妈妈在世时，提到我，总是带着某种抱怨的嗔怪：小二，他学习那玩意，放到哪块儿，发现谁给动了，能把人作死。也正因为我事事拔尖，妈妈不太喜欢我；爸爸倒是挺惯着我，挺稀罕我。不过，也只是因为我上学用功，学习又好。但凡做父亲的，都稀罕学习好的孩子，因为也只有学习好，才有出息，才能光宗耀祖。做父亲的，在希望子女有出息的心理上，要比做母亲的心理重得多。
以前，上学能使上买的本壳子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有卖的，也没钱买，大都用纸壳子糊。
海战大哥在任民税务上班，一年也不上单位去几趟儿。他挺能干活，我觉得他比正经庄稼人能干。特别是割地，屯子里谁也没他割的快。二姨父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家里的活都是大哥的事。忙不过来时，海战大哥便找我们哥几个过去帮着干。为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大哥便把他那些带夹子的本壳子拿出来，说谁要帮他干活，他就把本壳子给谁。我最拿学习当回事，自然海战大哥的本壳子，大都让我挣去了。我记不清挣了多少本壳子，我也记不清帮二姨家干了多少活儿。
提到挣本壳子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想起了自己“做贼”的经历。
我所说的“做贼”，可不像现在有些孩子那样，手脚不老实，啥操蛋事都干，人见人恨。我从不去拿同学的东西，我“做贼”地点只限在家里。
那年月，哪家都好几个孩子。家里困难，使本壳子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这样，说买就买，应有尽有，不等使完这茬，那茬又买了。一般除了作业本用买的本子外，其它的本子都卖黄烧纸自己订。我上高中的时候，那都是八几年了，我的练习本还都是用黄烧纸订呢。
大哥比我高几个年级，作业本比较多。见他放学后，把书包往屋一撂玩去了，我便偷偷地把他的作业本拆下来。起初一本作业撕下三两张，后来胆子大了，严重的时候，撕下大半个本子。撕下来的纸张，我不敢放在书包里，板板正正地放在炕席底下，等攒多了，再装订成一个本子两个本子的。见大哥没反应，就偷着拿出来使。有那么一天，妈妈掀炕席说不上干啥，发现了，问我和大哥谁干的，我支吾说不是我干的；问大哥，他这才认定他的本子总被撕是我干的。当时，挨没挨大哥打，我忘了。反正，妈妈批评了我，爸爸也说了我。我无地自容。
当时的情景是自己相当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直到现在，见到大哥，我心里都很内疚。不过，我也认为：那些本子，他使也白瞎了。
唉，难忘的童年啊！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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