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花季
现在学生的作业，多半是打分（有的也写等级），我读小学时，作业写得好的，老师便批上个大大的“好”字。作业本发回来，一般不先看对不对，先看批没批“好”。我的作业，书写一向工整、清楚，所以几乎每次作业发回来，都能见到“好”字。来家又总爱向大哥显示，大哥又总是不太理睬，我对此很不满。
一天晚放学，我趴在炕沿上写作业，妈妈支使大哥把地扫扫，他不愿干，支使我扫。我说我写作业呢，他说他替我写，还说他比我写的好，老师见到了，不但会判个“好”，而且还会当着学生的面表扬我。小孩子的虚荣心都很强，当着学生的面表扬，做梦都想，扫扫地不算什么。于是，我扫地，大哥帮我做作业。他并未敷衍我，一笔一划，相当认真。我的字是大方块字，大哥的字是长体字，看上去，比我的字要活一些。
次日，交上作业，我热切地期待作业能早点发下来。然而，作业发回来，我翻开一看，没有判“好”，我心凉了半截。大哥肯定比我写的好，为什么没批“好”？当时，我最担心老师看出我让人写作业批评我，奇怪的是：老师并没有提及此事。我暗自庆幸，也许老师没看出来，或是根本就没注意。为了作业能页页见“好”，往后的作业，我格外认真。我敢说比以前的作业写得都认真。更让我奇怪的是，自那次让大哥代写一次作业以后，无论我写得多么认真，从未见到老师在作业上判“好”字。强烈的虚荣心，使我非常痛苦。唉，现在想来，也许老师当时看出我“让人写作业”一节，不批“好”是有意给我个惩罚。因而，每次见到老师，我就心虚得不行。
为了补回那一个个令我激动的“好”字，我便模仿老师的“好”字，偷偷地写在没批“好”的页码上。我的这种掩耳盗铃纸里包火的虚荣，没多久就露馅了。说不上是哪个同学传扬开来的，同学们讥讽我，笑话我，一时间，我无地自容。只要走进班级，我就感到芒刺在背。这真是自作自受，活该啊！
自打上学，我一直生活在表扬的氛围里，因为自己判“好”，我一下子成为同学们揶揄的对象。都是虚荣心，把我害成这样；都是虚荣心，使我丧失了人前的尊严。我实在受不了了，实在抬不起头来了。这以后，我感觉自己在同学们心目中的美好印象全没了，我讨厌自己，我讨厌自己可耻的行为，我讨厌自己内心的龌龊。
上三年级写作文，我没感到怎么吃力，也从没让老师抠过。每次作文发回来，都能见到许多批语，大都是赞誉之词。许多完不成作文的破烂学生，经不住老师抠，便逼着我给写作文，不给写，就说放学揍我。这样，除了完成自己的作文外，我一般还要给那些破烂学生写个三篇四篇的。我有苦难言，不写不行，写了又不敢让老师知道，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怨恨。
许多年后，我逐渐尝到了替人写作文的甜头。我的今天，真的是来之不易。我应该感谢那些破烂学生，正因为在他们的逼迫下，才强化了我的作文练笔，我敢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不会有今天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也不会有今天如此充实的精神生活，更不会有今天写作方面的成绩。
唉，老天爷，似在冥冥之中，阴差阳错地有了某种安排。
“老毛头”在世的时候，人们把他奉若神明。
几乎每天晚上，生产队长都要把劳累一天的人们召集到“大学校”，学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诗词。我正读初小，也是最爱表现自己的年龄，总会去“大学校”凑热闹。有天晚上，轮到大字不识一筐的“二犟子”背毛主席诗词，在背到“更有潺潺流水”一句时，他竟然背成了“更有哗哗流水”，顿时引起大伙的一阵哄笑。那天晚上，“二犟子”指名叫我也背，我感到很光荣，结果稚嫩的童音赢得了大伙赞许的掌声，“二犟子”当众夸我说：“老张家的小二，可真不简单，都赶上广播员了！”我心里美滋滋的，对“二犟子”也突然有了一点好感。
打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极力地去表现自己。每天放学后，我会主动叫上屯子里一块儿上学的伙伴，拿一本《论十大关系》，这家念一段，那家念一段。那时的人就是忠心，我们到哪家，哪家的大人都会放下家务活，静静地听我们一字一板地“广播”。
那年月上学的孩子，文化课荒废了许多，然而表达能力的提高，确实给学生创造许多机会。那时，学校开会多，文艺活动多，各种政治宣传也多，恰恰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得到了许多锻炼。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遭遇了许多不幸，这是事实；但那个年代的人们，接受了许多成熟的洗礼，这也是事实。
小学生活的几年中，但凡学校开大会，有学生发言，几乎都非我莫属。那时和现在看来，确实是很光荣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发言。
一次是三年级时，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表决心的大会上，我代表班级学生发言。那时，我的发言一色都自己写，老师甚至看都不看。我在台上表完决心，回到本班队伍，见到班主任李老师在队伍后面和别的老师指指点点，我心里挺高兴，心想：李老师一定在赞许我出色的发言。当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和我一个班的刘红眼子跟我说：“你知不知道班主任在队伍后面说啥？”“说啥呀？”我问。“李老师说你的发言中，有一句话说反了。”我发言出了洋相，他似乎很得意。“哪句？”“就是那句，我们要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祖国未来的花朵，这话应该是老师说。”我一想可不咋的，学生是祖国未来的花朵，我代表学生表决心，自己怎么能浇灌自己呢？事后，见到李老师，我就很不安，怕李老师笑话我，瞧不起我。
现在想想，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可那时对我触动很大，在以后的发言中，抑或是作文时，我格外注意，事先总是改来改去，生怕再出笑话，再让人瞧不起。我应该感谢刘红眼子，如果他不提及此节，也许我不会养成用心修改作文的良好习惯。
第二次，在四年级时，刘福军当班主任那会儿，我也是代表班级学生表决心。那时各班都有广播，发言的在主会场。发言前，教另一个四年的马春贵老师，拿过我手中的发言稿，看了看，跟一旁的老师说：“这个发言，若是透漏学生，两三分钟就完事。”我听了，很不是心思，透漏学生两三分钟，言下之意，我是不透漏学生呀。发完言，因为马老师的话，我没有一点兴奋，我暗暗地下决心，我非让你马老师看看不可！
我的不服气的心理极重，人家说咱不行，我偏行行给你看看。我不服气的个性，一直保留到现在。
其实，马老师的话，也许并非有意，也许根本就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瞧不起我，都是我太多心了。可是那时，我认为他瞧不起我，我也因此产生了不服气的向上的心理。我不该怨恨马老师，我应该感谢他才对。正因为他无意中说的那句话，促进了我，激发了我不断向上的斗志。
在我年幼的记忆里，捡粪的经历最鲜活，它让我终生难忘。
最初捡粪，是因为上小学时学校要粪，不捡不行。那时，种地一色农家肥。校田地上粪，都是学生拿。一入冬，学校领导便号召全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捡粪。依年级大小分配任务，寒假过后，开春上学，就让拿。往学校拿粪，大都自己用筐往学校挎，也有个别学生自己用单轮车往学校推，没有一个学生家长给送的。往学校拿一趟粪，路上总要歇上几歇，小棉袄都冒热气。
拿去的粪，以班为单位，一班一堆儿。学校最终看哪个班先完成。各班也都摽着劲儿比着拿。学生拿粪的热情很高。不过，一些孩子王自己不拿，私下去剥削比他小的同学给代拿的情况也是有的。记得，比我高一个年级外号叫“李大渣滓”的，就曾逼我为他拿过；再有，本班班长王永斌也曾命令我给他拿过。提到王永斌，我就有气，当班长时，但凡自习堂请假上厕所，必须送他抽烟纸，否则，无论男女生，一律憋到下课。有一次，邻座的张成山，因为没有抽烟纸给，下课时都憋拉裤兜子了。
后来，校田地可能让大队收回去了，学校不要粪了。心想，这下可解放了，可爸爸吩咐我和三弟继续捡粪。说是到时卖给生产队，卖的钱归自己。我俩异常兴奋。那个年代，一年到头，见不到一分零花钱，听说卖粪的钱给自己，哪能不高兴呢。我们俩把捡的粪，一人放一堆儿，生产队收粪时，自己算自己的斤数。为了捡粪卖钱，我和三弟经常争相早起。摸黑奔向“青年点”的苞米秸秆垛，因为生产队的牛群经常光顾那儿。几泼牛粪饼子，就会把筐装顶梁儿。三弟捡粪最能起早，看着他捡的堆儿比我的大，我心急火燎。有时趁他不在家，我便用铁锨往我的堆儿收。领工队长刘永孝领社员收粪时，笑着对我说：“小二，捡这么多粪。到分红时，你拿帽兜子装钱！”我当时那个盼呀，盼分红的日子早一天到来。结果，白盼了。卖粪的钱，都给顶自家欠生产队的粮款了。
如今，没见到哪个孩子挎筐捡粪，就是大人捡粪的也很难看到，捡粪似乎已成为历史。当然，就是我，那原本亲切而自然的背后，除了未忘从前，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两鼓励，胜过一吨批评。这是我做学生工作的切实感受。
事事要强的我，把别人对自己的表扬看得很重。别人夸自己一句，心里美滋滋的，能高兴许多日子。当然，大人的虚假许愿，也常为不兑现，自己气得不行。
有生产队那会儿，一到种地，学生就放假。生产队种苞米，都是学生点种。大人干一天10分，年头好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几毛钱；小孩子点种，一天也就二三分。各家各户，大人孩子辛辛苦苦一年，几乎都“胀肚”（入不敷出）。因而，即使放假，一天也闲不着，一个假期也就挣个块八毛的。为了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出卖更多廉价的劳动力，车队长想了许多点子，尤其是对那些点种相当认真的孩子。
记得，那时点种最认真的是我和“小仓子”（外号）。有一天，车队长跟我们说：“你们俩一天别耽误，好好干，到时每人奖励十个本子。”此后，在劳动中，我们谁都坚持不耽误工。上学头一天的下午，刚出工没走出生产队的院子，我的心口就疼得不行，蹲在地上直“哎呀”，车队长见了，劝我别去点种了。我没干，那十个本子垂手可得了，只要我再咬咬牙。那天下午，我忍着痛，坚持干了一下午，实现了车队长“一天工没耽误”的目标。可让人气愤的是：车队长并没有还愿。也许他当时只是说说而已。哎，真是太缺德了，一队之长，说话如同狗放屁。现在回老屯见到车队长，提及小时候的事，我还常半开玩笑地说：“车队长，你还欠我十个本子呢。”他总是不很自然地“哈哈”两声。也许他笑我那时太傻了，那话都信。可我不这样认为，当领导的，说话就应该算数，包括对小孩子，不然，怎么能服众呢？
车队长当队长时，不得人心，和领工队长“二犟子”一样，老百姓背地里都骂。每到出工前，他俩便用广播喊，喊两遍“二线妇女”不到，就开骂，说“二线妇女”都死绝了。咳，哪有这样的领导。后来，富农出身的“郭三子”当了队长，分红分到一块来钱，干群关系明显好于车队长那会儿。
几年之后，才知道：“郭三子”当队长之所以社员“得过”，不再“胀肚”，并非是大伙“认干”，地增产，只是“郭三子”在分红前，把生产队许多值钱的车马牛等都给卖了。
“郭三子”在位那两年，社员们都不再“胀肚”，乡领导看他是个人物，生产队一解散，“郭三子”就被提乡上去了，真正风光了好些年。车和“二犟子”之流，一下来就永远地下来了，再没翻身。
做领导的，一要安抚民心，一要想法给自己涂脂抹粉。做到这两点，也就会稳如泰山了，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
小学时，自我感觉作文还不错。每次作文发回来，老师的批语大都是热情的鼓励话，看到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学生作文的批语净说毛病，我十分高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尖子生王德志总在人前由衷赞叹：“张林，别说作文，就是平时说话都净词。”同学的认可，对我是最大的奖赏。
我们班学生那时有这么一个风气，就是如果谁哪科学得好，或者有什么特长，常给起个相应的外号。数学学得好，就给起个“数学家”；历史学得好，就给起个“历史学家”；我是同学和老师公认的作文尖子，因此给我起了个“文学家”的绰号。我明明知道，自己与这个称谓相差不止千里，但听到大伙叫我文学家，还是非常高兴的。小孩子，总是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看来，有些滑稽。不过，一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表扬的氛围里，对他的成长，是相当有益的。
上小学六年级时，我萌生了当老师的强烈愿望。这其中的原因，说来让人辛酸。
我上学，不贪玩，比较用功，看着我长大的人都知道。至今，我没较大的发展，这是我羞于言表的悲哀，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作家刘宾雁说过：人的一生，最终是好是赖，所走的弯曲之路，都是自身以外社会各种矛盾作用的结果。这话很耐人寻味。
在高年级蹲到我们班的学生中，有个叫王文财的学生，他蔫巴坏，学习上我是他的对手，因而凡看到我在那用功，他就唆使班里的破烂学生捣我的乱。平时，常常是趁我不在屋，扯我的书，撕我的本子，我向李老师反映了多次，没起任何作用不说，大有变本加厉的架势，甚至在上课时，还往我后背扔粉笔头。我暗自发誓：等我当老师那天，像这样的捣蛋鬼，我非好好收拾他们不可。晚上做梦，也常见自己当了老师，把刘文财之流好顿收拾。醒来，现实依然是残酷的。
我现在也不能理解，李老师当时对一个受辱含冤的学生，怎么从来就无动于衷？一想到此节，我便做许多猜测：李老师是不是因为我总向他打小报告他烦我？或许他认为他们刁难我是因为我没人缘？还是以为我好计较？如果我真有哪不对，你李老师也该找我谈谈呀。这样不声不响，对一个学生的身心是个多么大的摧残啊！
一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心理的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说真的，我恨透了王文财，我敢说，他的行为都赶上课本上的恶霸地主“刘文财”了。我有苦无处诉，有怨无处申。我对李老师非常不满，我学习语文的热情，一度陷入低谷。
总算苍天有眼，如今我真的当上了一名教师，我把沉积多年的怨气都撒在那些捣蛋学生的身子上。事实上，这也是尽了一个当老师的责任。当然，我也不否认，这里边也有我学生时代受辱含冤的复仇心理。
细想想，在永利小学读书的经历中，学习上最丢脸的事是没考上“尖子班”。
那时，小学“戴帽”，念七年。八年时，才到乡中学读书。为八年升学时能多考出几个，上七年时，乡文教组便组织考试，选拔尖子生，在乡中学办班。尽管上学离家很远，但很光荣。爸爸非常希望我能考上。我们哥几个，我学习好，我是爸爸唯一的安慰，他走到哪夸到哪。文教组组织什么竞赛，爸总是把我驮到考场，不知怎的，现在一想到爸为我骄傲的神情，我就想到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我没有“仲永”小时的天资，但我受到了“仲永”的礼遇。然而，希望多大，是望多大，让爸爸失望的是：我没考上尖子班，死王文财也没考上。
多年以后，与同学付海水闲唠嗑，提到考尖子班之事，他说我当时考上了，是李老师把分改了，还说我作文好，李老师舍不得我云云。付海水的话未必可信。也许是他拿我开涮。李老师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受欺负不闻不问，又怎么能说他对我好呢？他把分改了是舍不得我，有意留下我不合情理；如果我真的考上了，他把分改了，也是因为要把班里旁的学生整上去。不管怎么说，付海水没有必要说谎。这里边一定另有隐情。
其实，在许多学习好的学生当中，对我，一直有相当好的印象。考上尖子班的王德志、宋继锋他们都替我惋惜，都奇怪我怎么就没考上呢。就是现在，他们也从未小瞧我，我听一个同学讲，他上大庆王德志那去，王一再打听我现在的情形，那种好感能维持到现在真是不易。要知道：王德志是大庆市的团支部书记，也算是个有头脸的人物，还能依然记起我这个当老师的同学，我应该感到欣慰了。
当老师的愿望，直到1979年上乡初中念书时，还相当强烈。1979年8月至1980年8月一年中，我考了两次老师，两次都考上了，两次都没有录取我。
第一次考老师，是上乡中学不久，在众多的考生中，唯我是在校生，其他的考生都是历届在乡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学生。在永利大队的考生中，我考得最好，可是在录取时，却偏说我是在校生，说啥也不录取。我现在也想不通，既然在校生不录取，报名参加考试时，那又为什么让我报名呢？干脆就不让我报名不就得了吗？依我看，不能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这里面肯定有阶级斗争。
第二次考老师，是在我将要中考时，我又参加了，个别在校的八年学生也参加了。永利村只招一名民办教师，报名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对手的对手——刘熙来，他三嫂在乡中学教学。卷子是中学老师批，刘熙来考上了，我没考上。刘熙来我们是同班学生，他啥样我太清楚了，他怎么能考过我？事实上，录取的是他，而不是我。
从小我就事事自己作主，考两次老师，都没跟爸说，家里也像没事似的。如果我让爸爸做做工作，我敢说我比刘熙来占优势。爸是一站之长，只要他出面，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两次，如果爸做一点工作，结果一定是另一种情形。不过，我不怪任何人，我能有今天，完完全全是我个人奋斗的结果，没借任何人的光。如今，我虽家无万贯之财，但我生活得舒坦，我工作得理直气壮。
在乡中学读书的一年中，考了两次老师，两次失败，对我的打击很大。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心学习，我心灰意冷。班主任宋兆有教我们数学，他对我还可以。教啥科的老师对哪个学生有感情，那个学生便对哪科感兴趣。我很爱学数学。课下，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数学题上了，见到课外题，我赶紧抄下来，我积累的数学课外题有好几本。当时，同学罗中华和闻永发他们都很羡慕我。那时，能难住我的数学题很少，尤其平面几何题。我曾一度做过当数学家的梦，记得还给数学家熊庆来写过信。然而，中考失利，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没考上安达高中，也没考上任民高中。爸爸把我好顿批评，说我上学不安心，考什么老师？不务正业。爸爸最宠我，爸爸的教训，让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一个暑假，我都很少出屋，暗地里跟自己过不去。
开学时，爸让我再重读一年。在大哥的冷言冷语中，我还是上了学，插到了八年三班。到校的几天里，我感到老师和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不打算念下去了，我开始逃学了。没几天，还是妈妈当爸说了一句：“小二逃学了，说不念了。”爸爸把我叫到跟前，厉声地训斥我一顿。胳膊扭不过大腿，我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校。
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中考录取结果回来了，安达高中考上三个，没有我，爸爸的脸色很难看。我是爸心中唯一的希望，我没考上安达高中，爸心里生我的气很正常。不两天，任民高中录取结果也回来了，其中有我，爸爸很高兴，逢人便说：“小二那个班，就他自己考上了。”这话不假。文化中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很差，甭说考重点高中，就是考上普通高中的已是不容易了。近些年，考上重点高中的，每年也就一个两个的，有时甚至“光头”。
告别了乡中学，告别了少年时代，告别了平时从没离开半步的父母，我到离家40里外的任民高中读书，开始了新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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