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奋斗
长这么大，我始终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考上任民高中，离家在外，一切都得靠自己。
一间宿舍，上下铺，挤挤巴巴，三十多人，啥时起床，啥时休息，时间固定。回忆那段生活，我总有蹲“小号”的感觉。
那时，我与王景富有过很深的接触。读初中时，王景富在我心中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语文好，作文相当棒，我非常佩服他。上高中，我们分一个班又同住一间寝室。高中生活不久，教语文的马猛老师就发现了这棵苗子。课堂上，经常提问他，还经常给我们读他的作文。我们很谈得来，我很愿意同他接近，他也给了我很好的影响。我的摘抄本就是从接触他以后建立的。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经常逼他口述名言警句，我记录，当时我积累了好几本。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与王景富没有这样一种接触，也许我的摘抄和后来的剪报的习惯不会养成，更不会使这种好习惯保留到现在。事实上，这习惯使我受益匪浅。
在任民高中读书的一年里，“四大”（爸爸的亲哥哥）骑自行车去看过我多次。每次去，“四大”都给我拿一些好吃的。那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
上高中前，我和“四大”一块儿生活了好些年。那些年，“四大”总赖巴（长病），课余时间，我给他熬药，烧炕，甚至做饭。
临过年，我和“四大”一同到供销社办置年货。我的任务主要是选年画。买回来，我亲自张贴。阴暗的小屋，在我精心布置下，花花绿绿，亮亮堂堂，整间屋子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
晚上，我们一同听刘兰芳播讲的《杨家将》，她那浑厚、圆润、干脆的标准话，比生动的故事还中听。“四大”还跟我讲他早些年的一些事。讲给大地主刘明久放羊，讲他拎洋炮打山兔子的种种经历......我完全沉浸在他那平淡无奇的讲述中。每天，我们一老一小，在这种一讲一听中，增进了感情。
“四大”79岁归天。此前，每次回永利二队（我的出生地），我们爷俩都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没有一点“代沟”。
在任民高中，我第一次接触文学刊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现代文学作品。
一天，在任民老姨家，无意中看到一本《上海文学》（1981年6月号），我索性翻了翻。丛正里的报告文学《美的心灵》，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深深地打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各种刊物。在《人民文学》上，我认识了著名作家王蒙；在《北方文学》上，我认识了青年女作家张抗抗；在《青年科学》上，我认识了科普作家叶永烈。我开始订刊物了，我开始买“唐宋诗选”，我也开始学着同班同学侯铁良的样子，凑一些乱七八糟的顺口溜。
说来真是自不量力，那时，我曾利用寒暑假，偷偷地模仿女作家凤子的散文《记忆》，写起“自传”来。写孩提时的天真，写上学后一段又一段含泪的记忆......
我大约写了上万字平淡的经历，现在早没影了，不知造到哪去了。
我回忆此节，无非想说，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对自身经历的种种体验，在任民高中读书时就已经做了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高一下半年，我的视力逐渐下降，黑板上的字，越来越看不清楚了。上课，我常常是凭着听觉听课，课下再借笔记整理老师的讲课内容。
初中时，我平面几何学得比较好，到高中学立体几何，一点不感到吃力。教数学的于德仁老师对我挺好，课堂上总提问我。我解立体几何题的能力很强，一般是读一遍题，不动笔，不画图，口述解题步骤，无论做多少步辅助线的题。我当时的同桌吕东武（现在也是老师），提及我，都一个劲地竖大拇指，说我是数学通。
就是现在，我也对数学相当有感情，见到难一点的题，总要抄下来，拿到家里死抠。
1982年7月，念完高一，任民高中“砍了”（撤掉，集中到安达办高中）。我们这些人兵分三路：分安达五中一部分，分一中一部分，分育才一部分。
初到育才高中，班主任王杰新老师就很看重我：语文科代表是我，数学科代表是我，班级学习委员是我。之所以分这么多差事给我，可能是因为高一学年考试，我的成绩突出。我现在也这么想。
学生时代的我，课堂上的表现总是相当主动的。爱发言，咋想咋说，无拘无束。有别的老师听课，许多学习好的学生怕答错，冷老师的场子，我不会，就是我没准备好的问题，我都会勇敢地举起手，谈我对问题的想法。因而，无论上什么课，我都是课堂上的“主角”，我也因此得到了比别的学生更多的锻炼机会。我现在当了老师，我也喜欢那些发言积极，透透漏漏的学生。我常鼓励学生课堂上勤发言，我说，老师就好比老母猪，学生就好比小猪仔，那些不抢上的小猪仔，最终会变成小赖巴仔（长得最小最瘦的那个）。确实。
在语文和数学的两科学习中，我对数学科最有感情，这也不只因为数学老师对我格外地好。对数学科的兴趣，是我初中时养成的。这在前一章中，已有过叙述。
我在82年读高二时的数学老师叫王晓光，也许是我当时对于数学科的痴迷表现，引起了他对我格外的注意。
王老师大学毕业刚来校工作那会儿，他的课讲得不是很明白，但他有许多课外书，他的那些课外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只要一有空儿，我便和王老师泡在一起，抠那些难题，抠那些偏题，抠那些怪题。那时，我所涉猎的数学知识远远地超出了老师讲的范围。抠数学各种竞赛题，耗去了我许多精力，当然，后来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高考落榜。这一节是我羞于言表的悲哀。
爱屋及乌。我对于数学科的偏爱，也增进了我和王老师的感情。王老师刚来时，个别老师和一些学生都“欺生”，唯我愿意亲近他，他也从没有老师的架子，我们在一起平等地交流。我对数学方面的“深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有时连我都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有些钻牛犄角，然而，我从来都看不出王老师有什么不耐烦。
王老师的穿戴，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平时授课，他常穿一件深棕色中山装，板板正正，走起路来，腰杆绷直，有学者风度，有绅士派头。每次见到，我在心底就萌生一个热望：等毕了业，有了钱，也买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装穿穿。后来，名落孙山，回乡教书，我买的第一件上衣就是一件深棕色的中山装。现在，若问我喜欢啥颜色，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棕色。当初结婚做家具，海龙二哥问涂啥色，我说涂棕色。
一位老师，一位很有特点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他的一言一行，他举手投足，有时能影响学生的一生啊！
对数学科的偏爱，我得到过成功的回报。
在学校组织的唯一的一次数学竞赛中，我荣获了一等奖。奖品是几本数理化课外书。毕业参加工作已二十多年了，我散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书，但唯有这几本写字卡戳的书，一直珍存至今。偶然的一次获奖，却是我终生的骄傲。我无愧于王晓光老师，我也无愧于自己。
提及此节，也许有人认为我太孩子气，可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没了荣誉感，就没了自尊；一个不珍惜用奋斗的汗水得到的荣誉，那一定是浪掷生命最终一事无成的混蛋。
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极大地激发了我的上进心，我几乎把安达当时新华书店的最新版本的各种数学课外资料都买到了手，我做了无数的数学题。
为了买书，我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省下钱来买书的一些生活细节，那是一段辛酸的记忆啊！
在高二，数学科的学习，我花的精力最大。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这方面用的多了，那方面用的就少了。由于整日死抠数学，我荒废了本来基础挺好的其它学科的学习。
在任民高中，刘希敏老师教外语。提到她，就让每个她教过的学生感动，她的耐心和无人能比的敬业精神，那是有口皆碑的。
高一时，我外语成绩还不错；到高二，换了黄老师教外语，对学生不是很有耐心，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被心爱的数学挤占了，我偏科了，我的外语成绩一落千丈。好心的黄老师，“破天荒”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讲：你不能偏科。高考时，外语不行，数学再好也考不出去。可气的是：当时，我没拿黄老师的忠告当回事，我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吃亏的还是我。高考成绩下来，我数学全校第二，90分（百分制），与第一的杨广林差1分，外语却只考了25分。自然，我一败涂地。我躲在家里，没脸见人，自食着偏科落榜的苦果。
高中，最为关键的二年，决定终生命运的二年，我没能把握住自己。
我的奋斗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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