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超越的阴影
对我来说，1983年7、8月间，那是一段流泪的日子，那是一段黑色的日子。
几乎每天，我都能听到大哥的冷言冷语。兵败不敢言勇。我一个人躲在我家的西屋，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煎熬。
当时，爸爸有意让我复习一年，我很犹豫：外语太差了，复习一年也够呛。我对自己第一次没了信心。我一筹莫展。
读高一时，爸让我接他的班，我不干，也不让跃跃欲试的大哥接。因为大哥已结婚，轮也轮不上他。大哥大嫂到现在，对我那时的明确态度都心有怨气。爸让我接班，主要考虑数我有文化能把工作干好。当然，也有最偏爱我的原因。我不接爸的班，理由很简单，对电业，我没兴趣。十年寒窗，我不能半途而废，我要验证一下自己最终的实力。
高考落榜，自食其果，我不后悔当初。我只后悔读高二时没听黄老师的动情晓理的规劝。
爸的班，最后三弟接了，后来，四弟也相继上了电业站。看到他俩工作上的出色表现，我从心里高兴。我当初的“义举”是对的。如果让大哥接班，或是我接了班，两个弟弟现在至少有一个要下庄稼地出苦大力。
我现在已转正，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很惬意。大哥呢，虽一直在砖厂当电工，但他脑子活，技术过硬，得到了一届又一届厂长的认可和重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哥也该知足了。
那时，高中毕业回乡的高中生凤毛麟角，永利村就我和史建华两个。现在，别说高中生，就是中专生，不扯玄，到处都是，我曾半开玩笑地说过：“大学生都赶上土豆子了，多得满地咕噜。”
八几年，教师严重短缺。那时的风气又比现在好。物以稀为贵。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学漏子”便很自然而气壮地得到一种优待，但凡缺老师，就直接录用，只要是高中生。要是人多，也组织简单地考考试。
1983年9月份，永利小学教三年的李景臣老师调到乡财镇所了，永利小学缺个老师，村书记决定录用新毕业回来的本村高中生。史建华第一个报了名，几天后，爸得知此事，来家也建议我报名。正处于失望的低谷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像打上了一针强心剂，陡然来了精神。语文数学是我的强项，我信心十足地报了名。不两天，说不上史建华出于什么考虑，又告诉村上说不报了，他上安达重读。这样，我成了唯一的人选了。村书记骑摩托到我家，通知我明天就到小学上班那天，我刚好从供销社买回三本数学复习资料走进院子。听到不用考了，我异常兴奋。
两个来月失魂落魄的日子，总算结束了。明天，我便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对我，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在我的想象中，上班的明天，那是个全新的日子，那是个全新的感觉。
想象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也许正因为有距离，才有追求，而追求的实质便是不断地超越自己。
在永利小学扮演教师的角色，工作上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适应。适应的过程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成熟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啊！
记得，第一次走进班级，书声朗朗的教室，一下子静了下来。三十多双眼睛，齐齐刷刷地望着我，我心跳得厉害，紧张得不行。我那时的感觉自己像只“老抱子”（抱窝的母鸡），这些三年级的小学生像一窝小鸡崽儿，往后就看我咋“咕咕”了。陡然间，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我的心头升起。我放松下来，走到讲桌前站定，开口说道:“同学们，从今天开始，由我担任你们的班主任，我愿意和大家交个朋友，结伴走一段难忘的路程，给我们各自的未来留下一串温馨美好的回忆......同学们愿不愿意？”“愿——意——”孩子们齐声回答，接着便是热情地鼓掌，为我的亲切，也为我的率真。
那天，我还说了些啥，我忘了。只记得有时说上句想不起下句，还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刚上班的几天里，我一直有这种感觉。为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下班后，拿本小说或是诗集，到屯东头的方林带，出声读。我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提高了许多。站在讲桌前，面对着那帮可爱的孩子，我再也没有吃力的感觉了。对工作，我很有信心。
1983年的民办教师，像我这样的，干一年也就900多块钱，年终一色“拉帮拽”。好户大队才不让你“拉帮拽”呢，那些大队抠不上钱的“钉子户”才允许你“拉帮拽”，不同意“拉帮拽”就在大队挂账。咳，民办教师，真是苦不堪言！
上班那年，年终“破天荒”给每个民办教师开一百现金，这也是文化乡1990年以前，民办教师领到的唯一的一次现钱。然而，这一百块钱，却让我订刊物了，没跟爸妈打招呼。晚饭后，爸妈质问我“给一百干啥了”，我说订刊物了。爸妈火了，我和爸妈吵吵起来了。我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干正经事花了，我表现得理直气壮。爸爸没说了我，他伤心地流了泪。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爸爸流泪。大哥气不过帮了腔，也没能封住我“噼哩啪啦”的嘴。妈妈把当时屯子里很有声望在砖厂当厂长的郭三子叫到家里，从中调和，激烈的吵闹才得以平息下来。到现在，我都不理解，妈妈咋就硬说我不交家里是攒小份子！咳，这可真是冤枉！我还没定婚呢，攒什么小份子。我明明是订刊物用了。那时的刊物，真是贱，十四五份刊物，总共还不到一百呢，记得才八十来块钱。
咳，那些争争吵吵流泪甚至滴血订的刊物，我珍存至今，也受益至今。现在，每每捧读这些刊物，我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好在，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
刚上班的几年里，我订阅了大量的报刊，我写了大量的日记和诗歌。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当时，中心校主抓业务的于洪文老师，听了我几节课后，对我的印象不错。四年级下学期，市进修校小教部开教研会，于老师把我领去了，同去的还有中心小学的刘琦（化名）。会后回来，让我和刘琦各上一节汇报课，传达会议精神。刘琦上数学，我上语文。为了上好这节课，于老师往永利小学跑了好几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指导，入微到了一定的程度。
出课那天，地点在永利小学，前来听课的是全乡小学教师，连学生带老师挤了满满一屋子。对课，我已成竹在胸，我一点也没紧张，我上得从从容容，我上得轻轻松松。当天下午，听课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此以后，各校老师和中心校的领导，开始注意我了，那时的我，有种“众星捧月”的自豪感。于洪文老师经常光顾永利小学听我的课。每次上课前，我经常是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再上，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我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
我和于洪文老师接触常了，越唠越投机，我们成了“忘年交”。于老师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啥事看得透，他的话掷地有声。
在中心校的诸位领导中，于老师的业务最精通，他给我的帮助和影响也最大。在我当老师的起步阶段，能得到于老师的指导，这是我的幸运。提到他，我由衷地感激。
中心校原语文辅导员杨某（化名），有次到永利小学专门去听我的课，也许他是出于压压我在他看来的那种“傲气”。课后，谈课时，我和他话不投机，竟然吵吵起来了。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始终都认为：杨某胸无点墨又自命不凡，让他当语文辅导员，也只是挂名而已，他狗屁不是，他根本不配。
杨气囔囔地回了中心校，一时间，校领导和老师们都知道我和“老杨”吵吵了。那时，老杨的群众基础极差，老师们对他比较反感。也难怪，但凡中心校把老师集中上去，他总是要逼逼两句，本来不是很大的事，他一逼逼得个把小时。有回开会，屋里都看不着了，居然点上了蜡烛。老师们摸黑回家，怨声载道。后来，有魄力的翟文学取缔了土匪头子李某（化名，中心校长），把杨某停薪留职了。从此，杨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这是他咎由自取。
我与杨的争吵，没有引起校领导和老师们的不良反应，反而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每逢中心校把老师们集中上去，见面都说我应该那样，真是滑稽得可以。
从那以后，我认准了一个理：干工作，熊了吧唧的不行。没理的时候，咱不能搅三分；有理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步。
在永利小学，整整工作了四年。四年中，换了两届校长。一是王某（化名），另一位是包金富。对包金富（外号包黑子），那是啥说没有；对王某，我没一点好感。提起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认为，王某是个闭目塞听心胸狭窄啥也不是之徒。平时，他抽抽个脸子，对下属，家长作风。奇怪的是：他自己却处处受科任教师曲某的“钳制”。真是可笑可悲又可气。
王某最能在年轻老师面前抖威风，横挑鼻子竖挑眼。个性极强的我，中心校的人都拿我当个人物，一个小学校长，看我像黑眼风似的，我根本无法接受。我心中的怨气自不必说。我开始写日记了，我开始毫不遮掩地发泄胸中的积愤了。王看到我经常伏案写日记，甚至领学生劳动的间歇也展开日记本写，他很反感，时常在教师例会时“磕打”我。我是个犟脾气，认为自己对的，越“磕打”，我越我行我素。有关我写日记的愤慨和无奈，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地回顾。
事实上，王对我的“压迫”，其中的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其实，王对我的认可一直藏在内心深处。直到我调到乡中学不久的某一天，王上中心校，见到我和当时的教育党支部书记孙德志闲聊，他表现出很有正事的样子，含笑叮嘱我：“张林，到中学好好干，你会有很大的前途的。”望着他那张阴阳脸，我没说什么，只是无声地笑了笑。王对我曾经太苛刻了，我怎么会这么快就接受他言不由衷的“叮嘱”呢？！
唉，做人难，难做人啊！认识王以来，他对我，惟有这次最热情了。但我仍然改变不了对他的成见。我无法改变自己，更无意去改变任何人。因为我知道，超越的本质是在向极限挑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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