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自传体小说-椰子）
我的前半生（自传体小说-椰子）
第七章 动荡岁月 1984年十二月末，同亚杰订婚不到两个月，乡中心校组织了夺“民办任用证”的考试。这次共发十二个证，报考的老师大都是毕业回乡不久的高中生，竞争挺激烈。 我也报了名，我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大，因为试题是中学老师出，中学参加考证的有十多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考试结束后，老舅怕我有啥闪失，亲自到乡中学找出数学题的陈军。陈军乐呵呵地跟老舅说：“成绩都出来了，张林考得挺好，考了第五，小学那头就他自己考上了。其它的任用证都让中学参考的老师得去了。”显然，如果不是我的成绩绝对的突出，根本不可能得到任用证。后来知道，中学考任用证的老师中，就一个老师没得到证，他的数学一成不成，只打了15分。 由自用教师变为任用教师，这是个根本的转变，自己高兴，亲人们也跟着高兴。因为有了任用证，才有转正的机会。从那以后，一直没有发过一个民办任用证。 真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话是绝对的真理。朋友，当机会迎面而来的时候，你牢牢抓住它，你就是天才。 转年，正月初十，我和亚杰结婚。从订婚到结婚，不足三个月，可谓“短平快”、“闪电式”。那时候，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我们婚后的生活，依然是其乐融融。 婚前婚后，我写过大量的爱情诗，这些诗，真实地记录了我和亚杰的感情生活。但凡有诗作见诸报端，亚杰比我还高兴。她越是这样，我越不停地写。我写的诗，大都读给她听，她是第一个热心的读者。我不希图她给我提什么意见，我也明知道她说不出啥来，读给她听，我需要来自她对我无言的认可、淡淡的鼓励和感情上的丝丝安慰。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亚杰上班十多里地，来回跑，赶上坏天，就不回来，上她妈家住了。独守空房，仿佛心无所属，我感到莫名的失落，尽管亚杰也为此克服了许多困难。 暑假，我和亚杰上了一趟大连，意在感受度蜜月的滋味。在大连玩了半个月，使我大开眼界。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溜达，也是第一次领略异地的风情。风光旖旎的大连港，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大连人说话委婉，在大街上走，互不认识也常会打招呼，有时还疑心是自己从前的熟人；坐公共汽车，给你让座是常事。许多年后，谈起上大连的感受，我常讲：从哈尔滨往南走，火车上的人越来越文明；从哈尔滨往北走，车上挤得吱哇乱叫，满嘴脏话，有时因为一个座位或是碰一下，常常是争得面红耳赤抑或拳脚相加。黑龙江地方也许是“立屯子”晚，野性未尽，文明程度低。这不是看不起自己，事实如此。 从大连回来，我有很大转变。我写过许多见闻感受，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 冬月十五，妻子分娩了，生了个小子。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做了孩子的父亲。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有了孩子，顿时感到日子过得格外忙碌，格外沉重。孩子太不省事了，几乎每晚，都会一遍又一遍被孩子的啼哭吵醒，妻子很有耐性，无论我咋埋怨，都不声不响，对孩子，她倾注了伟大的母爱。 妻子为闺女时，在家娇生惯养，可自有了孩子后，付出了那么多，从未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母爱，最透明，最无私。亚杰真是不容易，真是了不起。 亚杰与我的家人相处得也相当的好，婆媳之间，妯娌之间，有说有笑，像真正的一家人；我一点后顾之忧没有，我完全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婚后一年多来，我的工作处于比较辉煌的时期，这为后来调到中学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婚后，在文化，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孩子能抱上手，天气转暖后，亚杰便把孩子放到她妈家，让她妈给哄着，她上她的班。那段日子，是我们分居最多的日子。亚杰整个孩子，来回跑，的确不易，我理解她。新婚夫妻，两地生活，苦不堪言。但凡放假，我都要上老虎岗。 亚杰有意思把家搬到老虎岗，让我来回趟跑跑，说柴家屯王麻子家有闲房子。我问岳父，知道确有此事后，我告诉亚杰找车，说择日搬家。 我在家收拾东西，父母问这是干啥，我说往老虎岗搬，房子已在柴家屯借好了。爸妈以为我只是说说呢。去车那天，爸妈很惊讶，没想到说搬就搬了。那天是个阴天，雨星星的，把东西装上车，爸妈挺难过，我的心里也不好受。车一开，我坐在后车厢里，默默地流了一道眼泪。离开了生活二十几个春秋的家，只身异地生活，舍不得，又真是没办法。尽管我一向独立性很强，但我仍不敢想不在父母身边，将如何生活。 车到柴家屯，雨上来了，赶上这么个天。唉，王麻子的闲房子，连窗户门都没有，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简直是三间房框子！爸爸火了，“这能住吗？搬什么家？把车开回去！咱家也不是没地方！”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咋也不能拉回去，苦是人吃的，罪是人遭的，收拾收拾。”爸爸拗不过我，卸完车，爸爸留下，帮着收拾好几天。钉门，安窗，垒炕，搭炉子......勉强可以栖身了，爸爸才心酸地回去了。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空落落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眼泪又来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搬到柴家屯，得到了亚杰方面许多亲戚的接济。没柴，人家给；没油，人家给；过年蒸干粮，人家给蒸现成的。在异地，我依然感受到了乡里乡亲间浓浓的纯朴温暖情谊。 与邻居（外号：草漏子家）相处得也比较好。草漏子每次和他媳妇吵架，我都会过去做劝说工作，他媳妇半夜出走，柴也得把我叫起，把他的媳妇撕扯回来......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是个出色的民事调解员。 搬到“帽铺”（老虎岗镇内）后，与草漏子家也来往多年。 1987年新年刚过，王麻子就同亚杰讲，他的大儿子要结婚，让倒房子，刻不容缓。 岳父、亚杰和我，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到“帽铺”联系买房子。那天，第一站先到了高富国家。高富国因为要小子，准备把房子卖了，逃到异地把孩子生下来。富国没在家，就富国媳妇在家，我们说买房子，来看看她家的房子多少钱。富国媳妇一口价，两千五百五。那时候，两间土房，两间前门仓子，价格是不低的。我和亚杰都嫌太贵了，岳父说也别说两千五百五了，给你两千五吧。富国媳妇没因为亲属关系而让步。亚杰坚持说再到旁处看看，也就没买成这房子。用现在的眼光看，别说差五十，就是再多要五百，买那房子也合算，那是门市房。不信，现在两万五都会“疯抢”。从富国家出来，亚杰一再讲，没个园子，没个垛柴禾的地方，我也就没说什么。如果当时买下，可真是发透了。那时，就是没眼光。当然，我也是没主意。 听说梁黑子（外号）也有两间房要卖，我们三人过去看了看。问价格，一千五，也是两间房，真是便宜。很快谈妥，也就买下了。买妥房子，第二天就整车搬家。 不到一年时间，从文化搬到柴家屯，又从柴家屯搬到“帽铺”，可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居无定所的日子，说多难有多难呀！ 搬到“帽铺”，比在柴家屯好多了。亚杰上班守家在地，可以领着孩子上班；我上班走公路，比以前也近多了。我和亚杰也格外地欢喜，因为我们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我们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居家过日子，邻里关系很重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遗憾的是：与邻居多年来关系始终很紧张。亚杰在供销开被服，我在文化上班，白天不着家，与邻居整地挺僵，不难想象，平时的日子，有多么的闹心。 搬到“帽铺”一年多，我们两家的关系便恶化了。刚搬到“帽铺”时，我一个民办教师，一年不足一千块钱，到年终“拉帮拽”，家里的生活完全依靠亚杰做衣服来维持。解决吃的，解决烧的，是我和亚杰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生存，我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我们也经常为柴米油盐拌嘴。穷吵穷吵，越穷越吵啊！ 家里不合外人欺。邻居那娘们吵吆百怪的，跟人说亚杰偷她家柴禾，理由是：她在她家附近捡到了亚杰的一串钥匙。为这，亚杰好顿跟那院老娘们吵吵。我下班来家，亚杰跟我说，我一个大老爷们能有什么反应呢？只能背地里叮嘱她不要跟她一样的，咱们一个外地户，人家是坐地户，本来就“欺生”，两家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亚杰也没再去计较，不过，打这以后，两家断绝了往来。 “帽铺”这死地方，不同于下边的屯子，这地方败类孩子比较多。打仗斗殴，偷鸡摸狗，屡见不鲜。我常讲：这地方，好孩子少，确确实实，不仅孩子，一些大人也是那个屄味。 根不正苗不正，撅撅尾巴，歪歪腚。每天下班来家，我都会见到一些破烂孩子，在房后又风又闹，没个消停的时候。我是个当老师的，平时对学生相当严厉，在文化乡，无论我教不教的学生，见到我都像避猫鼠似的。有一次，我锐声锐气撵他们上旁的地方玩去。他们倒也磨磨蹭蹭地散去了。 此后，清静多日，倒也相安无事。 有一天，我下班，见后窗的玻璃被砸了。镶上不两天，又被砸了。我叮嘱亚杰，我不在家，你多留心，看谁干的，抓一抓。 功夫不负有心人。亚杰总算抓到了，“大排风”（外号）家的小子干的，一同作恶的还有王老五家的王建。亚杰分别找了两个“歹徒”的家长，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为什么砸玻璃，两个死孩子不说，我和亚杰心里火火的，恨不得把这两个小犊子拽过来——五马分尸。 更可气的是：那院的老娘们似乎对此事特别关注，每次玻璃被砸，都会扯着上吊的脖子逢人便说，哈哈声特别刺耳。连卖给我们房子的家住在附近的梁义媳妇都气不过，跟亚杰讲，她们是妯娌，都整不到一块去，说那死娘们一肚子的坏水。前院老王大嫂好意劝亚杰，说：“不干啥，把房子卖了再买两间，到别的地方住吧。”还说，梁黑子就是让她给欺负走的。 亚杰跟我商量卖房子，我也同意卖了再买。于是，我们张罗卖房子，决定搬到别处去住。 倒是有几家来看房子，一看邻居是那老娘们家，便摇头不买了。我跟亚杰交代，宁可赔钱也卖，可是一直没遇到买下房子的主顾。 见便宜就上的前院老马头，倒是问过亚杰，说要跟他换房子住，说倒找给他一千五，说这房子也就他能住了。亚杰有点活心，跟我说，我骂道：让他滚犊子，上我这找便宜，我宁可扒掉它！他那两间房下场大雨都得倒，我这么好的房子跟他换还得倒找钱，做梦！没人买，我还不卖了呢，我偏在这住，看看死邻居能把我咋的？！ 从此，我和亚杰再无心为生活琐事争吵了，暂时挂起了“免战牌”，共同联手，一致“对外”。 1987年9月，原中学校长李志调离中学，担任乡教育党支部书记；中心校主抓业务的王宝祥当了中学校长，把我调到中学教语文。好心的王宝祥希望把我调到中学能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他对我的认可，一是我的写作功底，上中学前，我写过大量的诗歌作品，王每次到永利小学，总要过问我的诗歌写作方面的事，他对我格外关注；二是在小学教改经验交流会上，我的《改革课堂结构，培养阅读能力》的经验介绍，在他看来，材料好，发言也干脆利落，他十分赞赏。他和中心校校长王云平曾私下议论，“张林的发言，都赶上演讲家曲啸了。”如此溢美之词，对我的鼓励很大。 我对王宝祥很感激。有他的认可，我调到中学后，工作上，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我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调到中学不久，教语文的贾树文承包校田地去了，语文教学，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心人物。 原中学校长李志有意拆王宝祥的台，便通过与我十分对劲的刘富，没课时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聊，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李志的健谈，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对李志也渐渐地有了好感。后来，李志为写德育工作方面的经验材料，干脆连中学的招呼都没打，把我领到各小学抓素材。王宝祥知道后，十分反感。因为他与李志之间水火不相容，猜疑李志有意瓦解他的力量，王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明明白白地跟我讲：“今后不要跟李志接触！”，我讨厌谁命令我，顶撞道：“你跟李志有矛盾，不能要求我也跟他过不去，你是我的上司，他也是我的上司，我不能得罪一个交一个。我们接触，根本不会影响你我的关系。”王校长火了，我也火了，我道：“你把我调到中学，我绝对会为你做事，我跟什么人接触，完全是我个人的私事，你无权干涉！”王见我噼里啪啦的，咋也说不服我，威吓道：“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找你爸去。”当时，副校长韩丽华也在一旁劝我，说王校长是一番好心，让我理解。我当然理解，问题是王校长不理解我。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王校长怕我成为李志的眼线。真是好笑，我不是那种人，王校长对我那么好，我又怎么能出卖他呢？我有我做人的原则，不做对不起王校长的事，也不做对不起李志的事，两方面我都不想得罪。在中学教师队伍中，眼下我资历尚浅，我只是一粒草芥而已。 王校长认清了我的为人以后，非但不再限制我去见李志，还安排我做语文教研组长工作；李志呢，也知道我不是门口的鸭子，里外出出，说啥话也不背着我，我们在一起也很少谈中学的事，我也尽量回避这方面的话题。我与李共同的话题也很多，我调到老虎岗中学工作后，也从来未中断交往。 与我最要好的刘富则不同，他给王宝祥做事，却经常与李志私下商量整王宝祥。刘富一直是李志往上捅黑材料的笔杆子，我和刘富上李志家，他俩到一块，总是罗织王宝祥的所谓“罪名”，他们知道我不会泄密，从不背着我，我也从来表现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王宝祥和李志，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王宝祥是个好人，没啥坏心眼子，办事找到他头上，他从来都是鼎力相帮；李志则攻于心计，心术不正，一天天净寻思整人，不过，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甩头”挺好，谈啥都挺有见地。要说“人”字，一撇一捺，有长有短，真的不是十全十美。 在文化中学，我的工作很出色，尤其任教研组长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那是有口皆碑的。 王宝祥对我的信任，现在想来都让我感动：有些老师下饭店，常叫我跟着去，我签字，到王校长那就能报销。在文化中学那些年，语文组的同志没少下饭店，也只有语文组是个例外，难怪当时语文组的苏学艺老师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教语文十几年，工作上，从来没有这样顺心过。”那时，语文组受到格外的优待，其它组对校领导的意见很大，在语文组老师面前，总说风凉话。当然，校领导也因此承受了来自下属的许多压力。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作为语文组组长，我领着组员呼呼地干工作，校领导格外地厚爱，是我一心向往之，我乐此不疲。 语文组每次搞活动，校领导都要带上各组的老师参加，和老师们讲学习学习。其它组的老师产生了逆反心理，渐渐地孤立我们，王校长也渐渐地失去了民心。这是我不愿意看到和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可是，我又无力改变现状。 在文化中学，我的出色表现，早就引起了嗅觉灵敏的马校长的注意。两个中学开运动会，几次借旗还旗，几次与马校长有意无意接触，他看我是个人物，当教初三语文的柴晓山上市二中教课一走了之之后，马校长和张校长便到供销社找到亚杰，让给我挂电话。 中心校会计孙志叫我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在电话里，亚杰非常兴奋地告诉我，马上请假回来一趟，说马校长要把我调到老虎岗中学教语文，说已经定下来了，就看我了。一个民办教师，尤其没做任何努力工作，与老马不过唠两次嗑而已，说调动就调动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头些年，宋文福当老虎岗镇书记那会儿，爸曾找过宋书记，我也曾上宋书记家串过门，都没能调过来。可是事实就在眼前，我当时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跟王校长请了假，说有急事，回趟家，我乐颠颠来到家，到中学见了马校长，马校长跟我简略学说了办调转的细节后，说让我拿定主意，想好了立即让校方开调转证明，说初三的语文课已经停一周多了。我除了说了表示感谢的话外，让马校长给我几天时间，我是任用教师，不同于自用教师，有些事必须得交待清楚。 工作调转一事，我跟爸妈说了，二老都不同意我上老虎岗，他们说老虎岗人生地不熟的，在文化中学干得好好的，还说亚杰不会干长，将来把家搬回文化，哥兄弟之间还会有个照应，爸妈这样说，我也有些二二思思的。我跟王校长说了，王校长感到很意外，当即冷下脸来，“上老虎岗干啥？马瞎子连瘸子都用，能重用什么好人？你在这我对你咋的呀？”当时，我很矛盾，我举棋不定。亚杰当然一百个希望我调过来，但她不表态，说过不过来让我自己拿主意，说她可不落那个埋怨。 我要调到老虎岗的消息不胫而走：老师们知道了，很快一些学生也知道了。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语文科代表张丽娟同学给我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张老师，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也没必要刻意地安排自己的人生，让一切都顺其自然，结局也许会更好些。”一切顺其自然，结局会更好些，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我，我顺其自然，我不能失去这次自然的机遇，我要上老虎岗。 自用教师，说走就走；任用教师，得开调转证明。 我首先找到中心校校长汪云平，汪说：“你是民办，到那干啥呀？在文化干吧。”我陈述我的理由：我家在老虎岗住，我的妻子工作办不过来，东跑西颠终不是长久之计；好在，马校长那正缺人手，执意要我，不然，花钱办也不一定办成。汪校长劝道：“文化中学哪对不起你？在这干吧，你若实在要走，宝祥那头你先说通。”我再一次找到王宝祥校长，跟他说我决定上老虎岗中学工作的事，王校长意外的同时，跟我交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啥呀？你上那教毕业班，那咱们这的毕业班谁教？你来回上班才十二里地，净走公路，不比前卫村的老师近多了？！”与王校长没谈出任何结果。 这样一来，我有些泄劲了，为开调转证明，我已经跑半个多月了，汪、王还是不撒口。 我调不过来，老虎岗虽缺人，但也不能总等着我。下班来家，我找到马校长，跟他交代，你们如果能等再等我一周，我再做做工作，能过来更好，过不来你们就另安排人。 我准备找找文化乡的党委书记孙振国。 当晚，我正伏案写申请调转的报告，张永先副校长和柴晓山登门，张校长说：“你写那个干啥？干脆过来算了，不给开调转证明，你就过来，什么任用证不任用证的，到这，政府不给开，咱学校每月给你开。”我说：“张校长，不是那么回事，我在文化是任用教师，不给我开调转证明，到老虎岗后我成了自用教师，我不能那么做，有任用证，我将来有转正的机会。” 第二天，我到乡政府，找到孙振国书记，孙书记跟我说：“汪校长和王校长跟我说了，不想放你走，你实在要走，就别带证走。”我说：“不带证，我根本没必要找这个那个的，两位校长不同意我走，是看得起我；人家要我，我不回去，我往后还有什么机会解决两地生活？”孙书记沉思片刻，说：“这事你跟汪校长谈谈，我让他全权处理了。” 从乡里出来，在中学大门口，见到了“忘年交”——中心校副校长于洪文老师，问调转的事咋样了，我如实相告，他说：“张林，不放你走，这是好事，你就别硬走了，将来走不成，反而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这话也有道理，但当时，我去意已决，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努力争取，尽力争取，免得将来后悔。 此后，记不清，我和妻子往汪云平校长家跑了多少趟儿，我认准一个理，汪校长的工作做不通，谁都不好使。我不能放弃。 有一次，汪校长不在家，我跟汪的老婆谈，意在让他老婆吹吹“枕边风”，跟汪的老婆，我确实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尤其不该说老虎岗中学不能总等我，说如果调转不成，我会恨汪校长一辈子云云。 我再次找到汪，他见了我，很气愤，说：“张林，你还威胁我的家人！”我解释说：“汪校长，我是心急了些，但你想，老虎岗那头都停快一个月课了，我能不急吗？说了些过头话，还望您多担待。我知道，你们执意留我，舍不得是为我好，我非常感动，不过也真是没办法，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我妻子的工作办不过来，我也不能总这样跑下去，迟早还要上老虎岗。实在不行，你想想办法，把我妻子的工作给办过来，不能教课，你给安排烧烧炉子扫扫地也行。”汪校长被我说乐了，“那可办不过来，咳，真是没办法，这样吧，你回去写个申请，我跟王宝祥校长说说，看能不能放你。”我和妻子近二十天的“车轮战术”，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异常兴奋。 来家，我立即写好了调转申请，妻子所在单位的一些姐妹帮着出主意，叫明天拎点东西去，省得汪“反桄子”，其实也真多余，汪和王两位校长不放我根本没别的意思，完全从工作出发。亚杰倒也真的花了五十块钱，买了几样东西。我们拎东西去了，汪校长和家人说什么也不收，并一再重申：不同意放我，是想把我留下。汪校长提笔写了个条，让我找会计孙志给我开调转证明。从汪校长家出来，我和亚杰异常高兴，感觉天空格外蓝，阳光格外明媚...... 拿着汪校长的字条，到中心校，没找到孙会计，说上安达了，得明天能回来。只得回单位，同志们问起，我没透漏半点消息，怕王校长知道后，从中“作梗”，毁了这“一线生机”。来家，我几乎彻夜未眠，说不上为调转一事有了眉目而兴奋，还是为要离开工作多年的文化而怅惘...... 次日一早，我到中心校，找到孙会计，当接到调转证明的那一刻，我忽然如释重负，一颗焦灼的心，顿时平静如水。我刚要出屋，孙会计说：“张林，等一下。”他哈腰从写字台下边拎出个兜，说：“张林，汪校长让我把东西转给你，他说他不能收，他不给开调转证明，是王宝祥校长要留住你，没想到你的去意这么坚决。”其实，我也明白汪校长和王校长的心思，他们完全是想留住我，无论什么时候，我对他们都心存感激。 那天，孙会计说啥让我把东西拿回来，我说啥也没拿，但愿汪校长能理解我，我丝毫不怪他，他迟迟不给开调转证明，根本不是想揩我的油，再说，我那点油水，对一个中心校校长来说，九牛都不值一毛。况且，我拎东西是在汪校长答应给我开调转证明以后的事。咱说话得凭良心，汪可决不是因为我拎那点东西才给我开调转证明的。 王校长把我调到中学，就是希图我能为他做事，我本来干得好好的，他对我本来也是好好的，我突然提出要上老虎岗工作，无论从感情还是从工作角度讲，他都不想接受，我能理解。 与王校长摊牌话别的时候，我拿出一条烟给他，一再谈到对他的感激，说你不把我调到中学，我不会有今天的作为，更不会有老马（马校长）的认可。王校长见调转证明都开了，只得说：“别看你拿到了调转证明，你得给我再上一周课，等我安排谁教，你再走。”我不很自然地笑了笑。这时，汪校长走进校长室，冷冷地瞧瞧我，跟王校长说：“张林要走走吧，你安排人吧。”我再坐下去大家都尴尬，我跟二位校长打一声招呼走出了校长室。我的心里很不好受，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与两位校长相处多年，在小学教学时，他们很推崇我，结果我却毅然决然地要上老虎岗工作。咳，不是我无情，不是我不珍惜友情，我也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机会对我也真是太难得了。 此后许多年，每次回文化，我都尽量避免与汪、王两位校长见面，我辜负了他俩的一番诚意和好心，我辜负了多年来他俩对我的厚爱和温暖情谊。 现在，有些知情的同志常对我讲：说我不上老虎岗，在文化干早干上去了，这话倒未必。说心里话，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不上老虎岗，也许比现在的情形还糟糕。文化乡那些年兵荒马乱的，那地方的人勾心斗角，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我未必适应。不过，也不一定，我常说，人都是水做成的，适应性最强，说实在的，调到老虎岗，一切从零做起，我也确实遇到并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锻炼，这也是事实。 做人，不能和自己过不去，认准的事，就做下去，不要整天地想来路，过去就让它过去，重要的是要走好现在的路。我曾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孤独，想哭，想一样东西，一个人，都可以，但不能沉于其中，必须也是能够做的只有想办法解除它们，之后会惊觉天很蓝、阳光很暖，而人群很值得爱。这种新天地的感觉会摘去眼中的每一滴泪水，这不是让人压抑强颜欢笑，而是使自己在博爱和对人群的宽容中通体透明、不再有悲哀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