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档案（苦瓜）

[我是中条山人]

这是历史的无奈，也人生的遗憾。问好！

[凝之·梦]

无情的战争让平凡的人坚强起来，平凡的父亲，在儿子的眼里永远是高大的。
读过此文，内心很感慨。不知道什么样的字句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向你父亲致敬！

[苦瓜]

Quote引用我是中条山人发表的“这是历史的无奈，也人生的遗憾。问好！”多谢老兄的点评。祝你在这个新家里过的好！

[苦瓜]

Quote引用凝之·梦发表的“无情的战争让平凡的人坚强起来，平凡的父亲，在儿..”第一次相识，谢谢你的留言，祝好！！！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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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档案

作者：苦瓜====编辑：细雨
1992年7月21日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单位领导把写给父亲的悼词拿来征求我的意见。
王绍堂，1931年9月25日出生在辽宁省庄河县，1950年在辽宁省盖县华铜矿参加工作，1952年转调吉林省通化市二密铜矿，1957年转调山西省垣曲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胡家峪矿桐木沟坑口，1992年因三期矽肺公亡。
在悼词中，父亲没受过任何奖励，也没受过任何处分，无功无过平平凡凡了此一生。只不过人为地加上了一些赞誉之词。这使我本来就特别悲哀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难道父亲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我父亲当兵的那段历史为啥没写上？”我提出了质疑。
“我们做为组织只能根据你父亲档案袋里的记载来做总结。”
“这样对我父亲是不公平的。”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你父亲生前对这事儿都不计较，现在他已经过世，我们作晚辈的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太叫真了吧？！”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十六年了，可是对我来说，父亲除了档案袋里的记载之外，他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让我难以忘怀。
父亲十四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据他的回忆是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还参加了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按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段历史，可是他最不愿意提的，档案袋里恰恰没有的就是这段历史。
在我小的时候最爱看的电影就是打仗的战斗片，父亲也特别愿意看。尤其是在看《黑山阻击战》《林海雪原》等等解放东北一类的战斗片时，他总是显得特别激动，常常在黑暗中把两手的指关节按的啪啪作响。回家后，他也总会低头闷闷地抽旱烟，唉唉地叹气。有时也会跟我说，这部电影哪些地方拍得好，哪些地方演得不真实等等问题。可是，当我一问起他当兵的情况时，他就有些不耐烦，叫我滚蛋，不许我再问。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进了四个月的学习班回来后，有时在他高兴的时候我问他，他也就泛谈地说上一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才真正了解了他的这段经历。
那是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大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国民党来了抓壮丁，共产党来了说服教育去当兵。爷爷在父亲九岁时患了不知什么怪病去世了。小脚的奶奶拉扯着三男两女五个孩子靠给有钱人家洗衣做饭养活家。按当时共产党的地方政策，家里有三个男人的必须有一个人去当兵。父亲是家里老大，靠给地主家扛活（做小长工）养活家，可以不去。但是二叔必须得去。可是二叔只有十二岁，胆子小，又没出过门，听说叫他去当兵吓得直哭，跑了出去不敢回家。妇女工作队一连三天吃住在奶奶家做工作。奶奶因分了地主两床被子和衣物的财产（在夜晚又偷偷地送了回去），没法子，只有低头抹泪什么也不说。奶奶心里明白，好铁不捻钉，好儿不当兵，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送儿子去当兵就是去送死。父亲知道了奶奶的苦衷。他也清楚靠奶奶耍赖是扛不过去的。他又听说解放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还能吃饱肚子，就顶替二叔去了。（不去又怕被国民党军来了抓壮丁）
到了部队，带兵的看父亲年龄小，个子低，揣不稳大枪，不能到火线上去打仗。又看父亲圆头小眼，模样长的还算机灵。他就在地上用木棍写了几个字让父亲念。父亲挤鼻弄眼看了好半天，才摇头说自己没上过学不认得。
“你小子不识字就好办了。”
父亲被分到了团部通讯班当了通讯兵。（当时部队为了保密的需要，除了发报员之外，送信通讯兵必须不识字。）通讯兵的工作虽然不是与敌人展开正面交火冲突，但是他单独行动，危险性更大，经常有人带着任务出去就再无踪影了。所以每次出去执行送信任务都是三个人一组，分开走不同的路线，前往的却是一个目标。即使是有两个人牺牲了也要保证能有一人能把信送到。
刚开始，父亲单独送信时胆子小没有经验，出了几次错，差一点丢了性命。有一次往师部送信，由于路途远，路线不熟，走了一天一夜，赶到目的地时天还没亮，他正走的又困又乏，心不在焉的时候，突然，在不远的黑暗处一句“口令”的逼问下，父亲吓得一哆嗦，身不由已卧地倒在地，他一紧张还真吓忘了口令。
对方再三追问，父亲还是回答不出来，急得耳鸣眼花不知所措。对方在黑暗处高喊让他把枪举过头顶站起来。父亲高喊是自己人。人家还是让他把枪举起来。他认为可能是遭遇了国民党兵吓得更不敢动了。最后对方开枪示警。父亲没办法才举枪站了起来。
当父亲被押进师部交出通信后，他才知道自己被吓得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还尿了裤子。
第二天，父亲和另外二个通信兵一起回到团部把回信收条交给了团长。矮胖的四川蛮子团长看完信后，气得眼睛瞪得像牛蛋，他狠狠地抽了父亲五六个耳光。
“你小子交枪啦？你小子投降啦？嗯？你他妈的，为了活命，在没办法的时候交枪不是不可以的。老子就是为了活命才投降当了红军，也没啥了不起。可你小子交枪前为啥不把信吃掉？如果真是被敌人俘虏了，这信件秘密不是被敌人掌握了吗？啊！”
团长跺着脚大骂父亲，还把父亲关了禁闭。三天后因部队开拔父亲的禁闭才算解除。
战争是最不讲人性的。当时的老百姓是很苦的。父亲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可是为了打仗的需要，打扰老百姓也是没办法的事。比如，部队流动性很大，没有固定地点，往往是对送信的路线不熟悉，尤其在夜晚，就得抓当地的老百姓来带路。抓带路的是有讲究的，首先是先跳进院内（穷人家基本没有高院墙），贴在窗户外听声，然后再由另一个人敲门，就说有一个国民党兵或逃兵跑到这里来了。通常是，青年男人先在屋里躲藏起来，然后再由老人或妇女胆战心惊地来开门，说屋里没有男人更没有国民党兵或逃兵。这时战士们就会进屋去搜察，一抓一个准。老百姓们就会苦苦哀求说，被搜出的人是他们的男人或儿子。这时战士们就借口让他们带路，他们就是再不愿意也没有人敢说不带路的。这样做，送信的路线基本上是准确的。可是，对于老百姓自己回去时的死活，他们是顾及不上的。
战争是不讲道德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有一次，父亲在执行送信任务的途中，他刚钻出一片苞米地，迎面的苞米地里也钻出一个国民党的通信兵，两人相距只有十来步远，两人又同时揣起了手中的卡宾枪对准了对方，双方的死亡就在这一瞬间。敌我双方都明白，开枪就等于自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父亲傻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所措。
还是对方年纪大，开口商量说：“咱俩都是当兵的，家里都有老小，谁也别开枪，各走各的吧？”
父亲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当双方都退回了到自己的青纱帐，父亲还是身不由已向对方开了枪，对方也向他开了枪。然后就是顾不上对方死活，撒鸭子似地一阵狂蹿。
还有一次，也是在执行送信任务的途中。父亲在树林中休息时，有两个国民党兵也从这里经过。按正常道理通讯兵在执行任务时，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应该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的。可是父亲发现他俩是伤兵，就缴了他们的枪。他本想把他们押回部队，可是，他俩都是腿部受伤掉队的，在这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根本就走不动。父亲由于任务紧急不能担搁时间，就狠下心来把他们捆绑在树杆上。等父亲送完信回来时，发现他们都被冻死了。
父亲每次提起此事时，总感到很内疚。
通信兵除了行军打仗和敌人展开正面火力冲突之外，经常是单独行动，伤亡和失踪人员特别多。
父亲当兵第二年就是班里唯一的老兵了，自然也就成为了班长了。除了班里的人，排里的人他大多数不认识。今天好好的一个人，明天可能说没就没了。所以通信班每月都要补充新兵。吃苦受罪那就更别提了。部队的供给常常跟不上，夏天衣服穿的少，只要把冬装的棉花掏出来还能对付。冬天就不行了，冻得受不了，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的，只要是人死了，衣服还能保暖，扒下来就套在身上。常年累月抱枪也睡不成个安稳觉，更别想脱衣服睡觉了。每次把手伸进上衣或裤裆里一抠虱子都是成团的，脱下翻过来用火一烤啪啪直响。挨饿是常有的事，夏天在野外随便找点青苞米、豆子、地瓜什么都可以充饥。一到冬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路上如果遇不到老乡的家，常常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饿得头昏眼花。在东北那时吃的大多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如果是在行军的路上，根本就用不上碗，摘下棉帽子翻过来，盛上一帽子，拎着边走边用手抓着吃。什么干净埋汰都不讲了，不这样，就得饿肚子。
战争是残酷的，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1948年11月在解放营口市的战役中，父亲是在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夜里进城的后续部队。当他们进入到城区时发现国民党部队整齐地把枪支起来坐在马路两旁时，心里一阵慌乱。
父亲赶紧又跑上前去问排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排长慌张地回答说：“不许问。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前面传下话说“投降了”。
父亲害怕了，又赶紧跑上前去问排长。
“是我们投降他们了？还是他们投降我们了？”
排长也急了。“少说话，我他妈的哪知道谁投降谁了。”
当他们赶到目的地，接管了一个卷烟厂时才知道是国民党部队被打败了。除了有一部分从海路逃跑之外，坐在马路两旁是国投民党的投诚部队。
在这次战役中，营口市的暴乱三天后才得以平息。尸体一马车一马车地往城外拉。不算国共两军的死亡人数，单是平民百姓趁乱在抢夺财物中相互争斗死亡就有好几百人。
1948年12月15日是父亲生死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也就与他所在的部队失去了联系，结束了他的战斗生涯。
那天清晨天还没太亮，父亲在送完信返回的途中，正赶上敌我双方的一股部队的激烈战斗。他不敢走正路，就沿着山间小路前行。不幸被山上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他在白皑皑的雪地中拼命地奔跑着，就像一个的移动的靶子，遭到敌人不断的枪击。他跑着跑着就感觉到腿一软，摔倒在地。父亲明白自己是挂彩了，跑是跑不掉的。他团在雪地中装死，一动都不敢动。敌人认为他可能被击毙，就停止了射击。这时父亲才敢睁开了眼睛看见敌人在他不到百米的上方急行军，就连他们的说话声都能听到。他内心感到无比的恐惧。当敌军走过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右腿已被打断，这时的疼痛叫他难以忍受。他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脱下棉鞋和棉裤时才发觉，里面灌満的鲜血已被冻硬。他撕碎衣服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就急促地朝一片小树林中爬行。两天后，他赶回到了目的地时才知道部队已经转移，他只好在一个农家躲藏起来。过了三天才有一支我军部队在此路过，他被收容送到了营口市我军的后防野战医院。
“那些天的日子真难熬啊。老乡家里没有药，伤口只能用盐水擦洗干净，咬紧牙关硬挺着。想哭不能哭，想叫不敢叫。如果是被国民党部队发现，那就算完蛋了。也不敢睡在屋里，只能躲在菜窖里。每天只能吃上老乡送的两碗高粱米饭。真是活了今天，不知明天怎么样了。”父亲每当说起此事总是显得很痛苦。
到了野战医院，经过医生检查才知道，父亲右腿膝盖下面的骨头已被打穿化脓，要做截肢手术。父亲宁死不同意才算保住腿。
经过三个月的医治，父亲能够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这时候东北基本解放。他特别想家，整天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度日如年。
父亲当兵四年了，在部队行军打仗时生死都顾不上，也不知道想家。可是在这住院期间，他心里别说有多难受了。这里整天除了是伤员们的大哭小叫，就是往外抬死人，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他虽是从小就离家在外，可是在这时候，就特别想奶奶，想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他一天都不想呆下去了，经过死缠硬磨，又因为这时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特别多，医院住不下了，医院领导就同意伤病基本好转的人可以转到地方或农家疗养。父亲也被批准可以回家休息一个月，假期到了必须按时赶回部队。
就这样，父亲带着医院发给的身份证明和口服药，和同一个县的三个负伤老乡一起被地方政府派的马车送上了回家的路程。那时东北刚解放了，地方土匪和国民党散落的小股部队活动还很猖獗。所以在路途中危险性也是很大的，经常可以听到枪炮声。所以每走一段路到了另一个乡后，夜晚休息，白天再由这个乡政府派马车接着送。营口离庄河县只有二百多里的路，却走了六天才到家。
父亲一进家门就看到奶奶病卧在炕上，本来就很瘦弱的身子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奶奶看到父亲拄着拐杖进来，顿时傻了眼。她不相信眼前的真实性，她闭上眼睛在自己的手背上使劲地咬了一口，然后才抱住父亲嚎啕大哭。
父亲问二叔，奶奶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二叔说，自从父亲当兵走后，奶奶每天都是在烧香拜佛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两月前，家里分了五亩地。在斗地主的时候，分到土地的人必须上前去打地主。奶奶胆子小不敢打，也不愿意打。工作队就说，不打就不分给土地。分到土地的人就排成队每人都得上前打几下。轮到奶奶，奶奶没法子就胆战心惊地拐着小脚上前拍了老地主一巴掌。第二天早上奶奶听说被打的老地主昨天夜里上吊自杀了。奶奶是个信佛的人，这几年又是靠在老地主家打工过日子。她认为是自己做了孽，犯了罪，就病倒了。前些天，又有同村一起和父亲出去当兵的人捎信回来说，父亲可能牺牲了。就这样，奶奶一病不起。父亲听到这些禁不住自己的眼泪，抱头痛哭起来。他没有告诉奶奶回家休假实情，只说这回回来就不走了。
一晃二十多天假期就要到了，父亲去了县里说明了情况。县领导说，你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也上不了前线，也没必要回医院，就先在家里养伤吧，到时候我们给你出证明再送你回部队。
两个月后父亲接到通知让他到县民兵大队去报到。并说父亲所在的部队已经南下联系不上了，从现在起就留在县民兵大队做军事教员。半年后父亲担任了小队长。由于奶奶害怕父亲再回部队上前线，经常在父亲面前流泪，劝说父亲在家务农，不要再扛枪打仗了。再者是父亲没有文化，脾气暴躁，经常和大队长发生矛盾吵架，有一次还动枪走了火，差一点伤了性命。为这些，父亲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干了。县里还是派人来找父亲，叫他回去。父亲性格犟，他和奶奶商量后就去了大连，靠打工挣钱。他从此就与革命组织失去了联系。
1950年父亲到辽宁省盖县华铜矿当了工人。为了给家里多挣钱盖房子，他在井下干最苦最累的凿岩机工和最危险的爆破工。他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不论填写任何登记表，他都不写他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那段历史经过。只有他右腿上被子弹穿透的枪伤给他作了真实的记录。
我曾问过父亲在填写个人简历时为啥要隐瞒这段光荣的革命历史？没想到父亲与我的一席对话，让我对他的人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父亲惭愧地说：“太丢人了。从营口野战医院回家后不按时归队，你知道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那是革命的逃兵。如果在战场上开小差不归队是要被枪毙的。”
“你不是因为伤没好，部队联系不上而没归队嘛。”
“那都是借口。能走路，伤就是好了。那个部队联系不上，别的部队也可以去嘛。当时还不是为了你奶奶，为了自己的家，不想走嘛。在县民兵大队因为个人情绪，和大队长有意见就擅自离队，那不是逃兵，是什么？”
“这一段就算是你错了。可是总不能把前面的功劳都不算了吧？”
“算不算有个啥意思。和我一起出去当兵的同村人一共是二十三个，解放后活着回来的才有四个人。如果那次我归队，肯定是南下了，如果不死也得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了。毛主席的儿子都死在那里，我说不定早就没了。那次负伤，我算是捡了一条命，还有啥不满足的。”
“可是，每次运动来了，你都得受审查。你不觉得自己冤枉吗？”
“冤枉个啥。自己没讲清楚的问题，组织当然要调查了。调查清楚了，装进档案袋，下次就不用调查了。”
父亲对组织是信认的。每次的审查的结果，他都能安全通过。可是每次的审查材料都不能为他个人的简历做补充。
父亲去世后，我曾问过管理档案的领导。他说，个人简历一般都是以最初的个人填写为准。我说，既然是以最原始的个人填写为准，为什么一来运动就不以最原始的个人填写为准了，就要审查呢？他笑了，笑得很无奈。
父亲的经历是真实的，父亲的人格是真实的，组织上的每一次审查结果也都是真实的。可是父亲档案袋中的档案却缺少了真实。
为什么要补写父亲档案？其实也不为别的。就是现在社会和谐，市场繁荣，个人生活也好多了，每到年呀节呀总是想念父亲。一想到父亲经历的苦难，总觉得做为他的儿子不把他的档案补写完整，我的生活好像是缺少了点什么。
真的，就是这样的。
2007年4月3日初稿
2007年8月8日定稿
作者：王力　笔名：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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