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痛——我与前妻及家庭，《李恒久》（暮闲欣逸）

[暮闲欣逸]

永远的痛——我与前妻及家庭，《李恒久》（暮闲欣逸）发表日期：2006年12月12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72 次 永远的痛——我与前妻及家庭李恒久 （此文最早发表在200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妻》书中） 喧嚣的一天又匆匆而去，夜已沉寂，秋意正浓，窗外的白杨树已褪尽最后一片残叶，托举着幕布般厚重的天宇在夜风中艰难抖动。香烟一支支燃尽。伴着台灯的嗡嗡声和袅袅升腾的烟缕，我久久沉思，却不知该怎么写完今天的这段文字。 十一月六日是我实在不愿过却总也妥不过去的一天，今天更是如此，因为今天是一个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日子：它是毛毛（我的前妻）四十四岁的生日，又是我和她离婚的整整八年。这冷清的秋夜，她是沉入了梦境，还是也在独对孤灯、象我一样沉思？凄清的秋夜悠长而悠长。此时此刻，无尽无休的思绪源源不断奔涌而来....。 1979年春，因“文革”中的“反革命罪”，我在监狱已度过整整9个年头。1978年年底又被押解到天津宁河县附近的茶淀农场劳改队服刑改造。 春天又一次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 北国的渤海之滨对于四季分野是敏感的。早春特有的带着咸味与腥 的寒风从宁河县原野上销声匿迹了，柳枝吸饱春日的光辉，似乎也有了活力，不断地伸展着、晃动着，变得婀娜起来。天地间仿佛有一只巨大而无形的画笔，一笔一笔由浅入深地用绿色在描画着我眼前的一切，树木、村庄、大路、渠水和冬小麦，甚至连监狱的高墙也显得不再那么灰暗与阴沉。 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六日。 早上，全中队300多名犯人来到挖河工地。中队指导员杨全亮讲完工作要领，大家回到各自的河段去完成任务。突然，一辆黑色小轿车在河渠边上颠波着飞驰而来，车后卷起一股烟尘。车停在不远以示警戒线的小红旗下，车上走下一位穿军便服的中年妇女。她熟识地与指导员打着招呼，指导员杨全亮快步跑过去，像对待首长一样恭恭敬敬地举手行礼。 犯人们都停下手中的锹镐，惊讶地看着监狱里这难得的一幕。消息灵通的犯人交头接耳说：“这是朱小星的妈妈，我们农场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就是她捐赠的（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犯人的家属探监是绝无此种优待的。） 朱小星就是我的前妻____毛毛的弟弟。 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料，它带有太多的偶然性。1979年，朱小星是我狱中的难友，就因为如此偶然的关系，演绎了我后半生家庭与婚姻中曲曲折折的故事。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朱小星的妈妈。但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几年后朱小星的姐姐会成为我的妻子，他的妈妈会成为我的岳母；我更想不到，这偶然性会给我一生带来许许多多的苦恼与无奈。 朱小星何罪之有？ 五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朱小星因与人打架抢了一顶军帽，而对方家长是比他的爸爸、妈妈更有权势的干部；所以，虽然他后来参军了，但还是从部队里抓回来判了5年刑期。 由于他妈妈的努力以及为监狱农场做出的巨大贡献，1979年夏天，趁着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朱小星首先被释放了。年底，在我坐牢将满10年时，也被宣布了无罪释放。出狱后，做为朱小星的朋友，我走进了他的家庭，认识了他的姐姐——我后来的妻子毛毛。 毛毛是个残疾人，她自幼患小儿麻痹症。1960年，我的岳父在福州空军部队服役。当时正值国家面临自然灾害，而且也是大陆与台湾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回不了家，顾及不了生病的女儿。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的岳母带着孩子们在北京也是一筹莫展，一来二去延误了毛毛的治疗。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无奈，大人挨整，孩子倒霉。最可怜的就是毛毛，她拖着一条病腿在房门紧锁的家里爬来爬去，一晃就是十年。文革后，当她的父母能够安下心来为女儿治病的时候却一切都晚了。 毛毛动了两次大手术，两次把腿骨敲碎后再接上，但终于没能治好。为此，她吃尽了苦头。 毛毛的性格是坚强的也是孤僻的，这是她的身体和经历使然。她没有干部子弟通常的优越感，因为她从未体验过干部家庭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她自卑，因为她自幼就没有身体健全的女孩儿的种种快乐；她热情、乐于助人，因为她从小饱尝过无助的痛苦；她偏狭，因为身体残疾，她无法更多的接触社会。当然，这也使她过于珍视她能得到的温情与爱。 1980年，刚刚释放的我被安排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街道工厂当临时工，菲薄的收入使我穷得连一本书也买不起。家住比邻的毛毛同情我、看得起我，她成了我家的经常客人，她的热情、善良、她给予我的无私帮助使我感激她，也使我年迈的父母喜欢她，我把她当妹妹一样看待，象好朋友一样接触。 但不久，一直为毛毛婚事操心的母亲知道了她女儿与我的太多的接触，她不愿女儿与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在感情上走得更远，要求她与我断绝来往。而毛毛此时已完全把我当作她感情上的依托。她真心爱我、依恋我。她执着地要走自己选定的路。为了我，她成了家庭的叛逆。 终于，她不顾家庭的坚决反对，一无反顾地走进我的家门。婚姻问题就这样猝不及防的摆到我的面前。那时，我的确是真心感激她的，感激她对我的友谊和同情，感激她为我的不顾一切（这种感激之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但凭心而论，当年在我对她的感情中到底有多少爱的成分，很多年过去了，我心中的天平却始终也称不出来。但我们终于结合了，1982年初我们草草完婚。 婚后，毛毛在物质上对我无所求。为了我，她从此远离了她的家庭（断绝了与她家庭的关系），甘愿和我面对空空四壁，甘愿和我数着硬币过贫寒日子，她要求的只是家庭的温暖与丈夫的爱。 婚后的日子里，她无怨无悔地与我一同承受艰苦生活的重压。 那时，我拼命地工作，我寻找挣钱的机会，我不甘心、也不忍心让毛毛与我一同吃苦，我只想报答她对我的深情厚谊。幸运的是，我没有让她过太久的贫寒生活，仅仅三年，我终于从拮据的经济状况中解脱出来，衣食温饱对我们再也不成问题（这过程在另外文章中述说）。 在婚后最初的几年里，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平静。 我的良知使我永远无法否认毛毛对我一往情深的爱，但她爱得却是那样沉重，爱得竟使我无法承受。我无法承受她那爱的方式、爱的规范、爱的限制。但在我们为衣食温饱而奋斗的最初时日里，这些导致后来离婚的原因统统都被掩饰了。 当我们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脱离了可怕的贫困生活后，她忍受不了我还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谋求事业的发展。她满足于现状了，她满足于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她甚至害怕我继续前行，害怕我抛弃她。终于，我们之间潜在的矛盾一点一点暴露了。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争吵、出现了彼此的不满和猜测。 1986年，我昔日的狱中难友李少白引荐我来到创办不久的中国《桥》杂志社。 1987年2月23日，在我和毛毛婚后第五年生下了我们的儿子，这是我将至不惑之年得到的儿子。儿子的出生本应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得到强化，但是（由于身体和生理原因）毛毛性格愈加乖戾，加之她愈加厌恶夫妻生活，我们之间的的感情反而更加疏远、淡化了。 1990年，由于身体缘故她再到医院动手术治疗，这一住就是半年，她又一次忍受了手术的巨大痛苦。也许是太多、太大的痛苦使她失去了以往的热情（也许只是对于我吧），她变得冷漠与苛薄。我尽量理解她，我履行着做丈夫的义务和责任，按时到医院去看护她。但是在医院里，只有当她见到儿子时，我才能看到她冷若冰霜的面孔上露出的笑容。 毛毛始终是善良的、无辜的，而我们的婚姻却是不幸的，无论对她对我都是如此。 1991年底，我们的婚姻终于结束了。 就是那一年的今天____11月6日，在萧瑟的秋风中踏着厚厚的落叶，我们各自拿着离婚证走出了街道办事处那漆皮剥落的大门。我看着她瑟缩着、一步一步走远了，走得是那样艰难、那样蹒跚。 我永远不会忘记分手时她那最后的目光_____那满含哀怨的目光。 我们之间的离异没有财产纠纷，没有争夺孩子的矛盾。我带着自己的衣物离开共同生活了八年的家，暂时搬到办公室居住，把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家与永远的孤单一同留给了毛毛。 我们的离婚是那样痛苦，表现得又是那样平和。但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从离婚的结局中得到解脱的感觉。 离婚后不久，由于我和毛毛都没有能力和时间单独扶养、教育儿子，当然也是为减少因我们的离异带给儿子的影响，我不惜花高价把儿子送进了“北京幼儿启蒙学校”———所全寄宿制的所谓贵族学校，那时儿子还不到五岁。 离婚后，毛毛艰难的生活着，她把儿子当成生命中的唯一寄托，她的身体、她那小儿麻痹的右腿随着年龄的增长使她行动一天难于一天。尽管在我们协议离婚的条款中儿子是属于我，但她离不开儿子，她呕心呖血、为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和精力。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成功是因为有一个使他痛苦过的男人。”对毛毛来说，我就是这样的男人。尽管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尽管我努力地回避着、解释着。但这的确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毛毛与我离婚后，在痛苦和孤单中没有绝望，她开始学习，她在知识中寻觅精神的寄托。她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凭着惊人的意志，她学习了中医、西医、财会并取得了结业证书. 我知道，毛毛那时是怨我、恨我的。她不愿再看到我，就是每次在儿子读书的学校门口不期而遇，她都视我如路人。她拒绝我的任何帮助，甚至拒绝我走进她的家门。她不给我任何表示歉意的机会，她决不想让我得到一点儿心理上的平衡。 1993年春天，我与我的朋友李少白一同离开中国《桥》杂志社创办了“北京紫禁城文化发展公司”，公司办公室设在北京的金朗饭店。也是在这一年，我有了女友——就是现在妻子。 记得是一个周日，我与她带着我的儿子在办公室里玩儿。毛毛来接孩子，无意中看见了她。当毛毛带着儿子转身离去时，我看见了她眼中噙着的泪水。我茫然地跟她走到楼下傻傻地问：“你怎么哭了？” 那时，我多么希望她能对我说一句温情的、回心转意的话呵，果真那样，我或许会不顾一切地跟他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使破裂的家庭重新组合起来。但是她拉着儿子痛哭着走了，没有一句话留给我。 是的，毛毛恨我，但那恨不正是由爱而生吗！到我真正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那一年，我又结婚了，我娶了现在的妻子，她的名字叫陆梅。妻子是贤良、温顺而通达的女人，她理解我也同情毛毛，这是我第二次婚姻的基础与幸运。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我结束了无家可归的日子，又有了属于自己新的的家庭。 也许是我始终无力驱散过去数十年可怕的生活经历带给我的阴影，也许是由于离婚后我内心中从未忘记过旧日的家，也许是对毛毛潜在的负疚感与日俱增；因此，新的家庭愈是安宁，我内心里便愈是纷乱；妻子对我愈是体贴入微，我便愈是感到一种莫名地压抑。我不知道有谁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态？ 妻子是个聪明的，极富同情心的女人。她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我内心中交织的、无法摆脱的矛盾。婚后，她支持我、鼓励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毛毛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她自己也尝试着去和她接触，用心灵去与她沟通。 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毛毛渐渐地对我不再冰冷，我们之间重新有了交流的机会。这期间，我们的儿子也慢慢地长大了。儿子在“北京幼儿启蒙学校”里一待就是四年，我和毛毛各自履行着做父母对儿子应尽的职责。但是那四年里，毛毛为儿子付出的心血远胜于我，她在事业和对儿子付出的爱中几乎心力交瘁了。慢慢长大的儿子依恋他的母亲更甚于依恋我，这使我感到欣慰。 毛毛对儿子的爱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不敢苟同她对儿子爱的方式。我愿儿子在从小的磕碰中更多一些男人的坚强，而她却象母鸡待小鸡一样生怕儿子受到一星点儿的委曲或伤害（这又是我们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我不愿也不能在对儿子的教育上与毛毛再发生太大的冲突，再去伤害她那已是伤痕累累的心，我无奈的保留着我的意见与不满。就这样，儿子在她的呵护与我的忍耐中年复一年地成长着。 在没有了丈夫的凄凉日子里毛毛过早的苍老了。 离婚后，她始终没有再婚，她不想再有第二次婚姻。她说，这是为了孩子。 不管因为婚姻的裂变在我与毛毛之间掘出多么深的沟壑，孩子始终是我们进行沟通的桥梁。我们关注着孩子成长，小心翼翼地教育他、培养他，尽量减少裂变的家庭给孩子的心灵造成太大的创伤。我永远感激毛毛的是，她从未在孩子面前说过他爸爸的不是，她永远对儿子说的是：“你爸爸是个很优秀的男人。” 为了孩子受到正常教育，孩子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让他离开了那所私立的寄宿学校，转到普通学校——新街口东街小学读书。平日他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姑姑家里。 孩子渐渐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他有两个家，一个是妈妈的家，这个家里只有他与妈妈两个人；一个是爸爸的家，爸爸的家中还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爱他、关心他的小陆阿姨。可庆幸地是，他的小陆阿姨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贤良的母亲，她从学习到生活上给予孩子无微不至地呵护。许多年过去了，他们之间建立了水乳交融般的感情。他不叫她妈妈，而是一直叫着“小陆阿姨”，我也愿他永远地这样称呼下去。我感激毛毛的是，他终于认可了我现在的家庭，认可了像她一样钟爱着孩子的“小陆阿姨”。那时，每周五是我“法定”接儿子回家的日子。当我看到儿子兴致勃勃地跑进家门，亲切地依偎在小陆阿姨身边，讲述这一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时，我感到欣慰；当我看到儿子香甜地吃着小陆阿姨为他特制的“三明治”或不断变换的饭菜时，我感到欣慰；当我看到他的小陆阿姨专心至至地为他辅导算数或外语时，我感到欣慰。 我更感到欣慰的是，儿子虽非妻子亲生，但她的爱是那样无私、那样彻底。她从不姑息儿子的错误，她对孩子的教育、诱导、批评，其耐心的程度远胜于我。 人与人的心灵到底是相通的，女人之间更是如此。在生活的点滴积累中，妻子的善良与通达，儿子与他小陆阿姨相互建立起的母子般的感情，这一切都暖化着毛毛那原本已经冰冷的心，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往。 离婚后若干年，毛毛终于学业有成。在她的母亲、姐姐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所不大的私人医院，毛毛担任了这所医院的院长（迄今已经十余年）。 建院之初，大量的事情堆在拖着残疾的双腿拼命工作的毛毛身上。妻子同情她甚至心疼她，主动为她承担了数万字文件的打印工作。毛毛完全信任了儿子的小陆阿姨，儿子在这个家里的生活，她放心了，她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她热爱的艰难的医疗事业中了。 扪心而言，毛毛原谅了我，这其中有着妻子太多的心血与付出。当然，我与毛毛离婚的几年后最终还能以朋友相处，原因是多方面的。记得那时，在我与毛毛离婚的问题上，我的传统与本分的家庭始终是反对的_____ 母亲反对、姐姐反对、兄长也反对。她们许多反对的理由归结为两条，那就是，毛毛是个好人，毛毛是个残疾人。 虽然她们的理由是正当的、无可挑剔的。但夫妻之间的感情与爱却不是靠理性维系的。我没有接受她们的规劝，毛毛也同样没有接受关心她的人们的规劝。 离婚后，我的家人没有因此断绝与毛毛的往来，我的姐姐、哥哥们仍旧关心她的生活，给予她帮助；我年迈的母亲直到过世前，心目中的儿媳妇还是她，而且就是在她的医院里安详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日，甚至在她始终认定的时媳身边闭上了双目。但那已是我们离婚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为此，在毛毛的面前，甚至在我的弟兄姐妹面前，我的内心中增加了更多的歉疚。 毛毛与我离婚了，但她与我的家人始终是相互接受的。这是我们最终还能以朋友相处的另一原因。 儿子总要长大的，他终于长大了。 不久前，在我接他回家的路上，稚气、单纯的儿子与我有过一次深刻的对话： “爸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我。”我感觉到了儿子将要提出的问题，心里萌生着淡淡地忧虑。我总要面对儿子即将提出的问题，只是没料到这个问题儿子今天就会提出。“好的，我一定回答你，你问吧。”“老师和同学们还有我佼佼姐姐（朱小星的女儿）说你和我妈妈离婚了，这是真的吗？”儿子一本正经地问道。“妈妈怎么说？”我问他。“妈妈说等我长大就知道了，但我现在就想知道。”我不能欺骗儿子，但在没有征得毛毛同意之前，我又该如何回答呢！但我终于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了。“是的，我和你妈妈很久以前就离婚了．”“你为什么和妈妈离婚？”儿子的问话中带着他还不会掩饰的埋怨与责备。 “那是因为我和你妈妈的性格、脾气都不一样，我们合不来，经常吵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