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婕出书文章（散文）审核：清风
RE:王婕出书文章（散文）审核：清风
王婕朋友对李清照的《词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文学风欢迎你的加盟！
RE:王婕出书文章（散文）审核：清风
勘误：一、开篇第三段第二句是不是“句号”为“逗号”？二、文（七）第一段尾应该“逗号”为“句号”？三、文（七）第五段尾“引号”为“冒号”？四、文（五）第二段倒数二行“李清照想它通过《词论》提出批评意见”多字“它”应该删除？
RE:王婕出书文章（散文）审核：清风
耀华，你好！已经按照你指出的进行了修改，我用红字标示出来，请检查为感！
每一位作者如果都能够象耀华一样对待作品的校对，出版以后的《听荷》会错误较少，更受读者欢迎，谢谢耀华，谢谢各位校对审核的管理！
每一位作者如果都能够象耀华一样对待作品的校对，出版以后的《听荷》会错误较少，更受读者欢迎，谢谢耀华，谢谢各位校对审核的管理！
王婕出书文章（散文）审核：清风
漫谈《词论》与李清照
河北 王婕
偶查史料，看见李清照《词论》，如获珍宝。以前了解一些有关李清照《词论》的评论，却没有在意，今日一读，感悟颇深。
李清照的词，在宋词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性大词人，文词绝妙，被尊为婉约宗主。 她的词学高峰，至今无人匹敌。看见《词论》，惊讶的是，她的词学理论，同样令人叹服。
《词论》区区不足五百字，通俗易懂而内涵丰富。论述简洁而立论高远，特别是里面蕴含的挑战名人的批判意识、女性自身的觉醒意识和特有的追求词学完美的审美意识深深的感染着我。
（一）
在李清照生活的社会时代已是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传统社会，男性是主导，而女性是在男权思想的挤压下、无任何权力和地位的弱势群体，她们的地位和声音被人为地忽略。即使有一些能够反映女性声音的“文学作品”也都是由一些男性作家描摹女性口吻，从而替代了女性自身的声音。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声音，都只是作为以满足男性的心理寄托和情感欲望的对象出现的。他们视女性为供赏把玩的“花瓶”，并非真正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及生活原貌，肤浅且鄙俗。李清照却能用自己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识展现了一个男性社会无法体会与表达的纯真的女性情感世界。
目前学术界对李清照和《词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水平也已经相当高。但有些研究《词论》的理论文章和评论，还有相当的欠缺。并未深刻地揭示与剖析其根源于封建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的思想冲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压在广大妇女头上的大山和捆绑妇女的精神枷锁。正是李清照作为被压迫的女性，才会发出觉醒的声音。她大胆地以理论的形式来直言男性词人的错误，掷地有声；以自身情感世界与实践对男性词人和词抨击鞭笞，毫不留情。李清照把自己的女性世界向往独立自主的精神与女性意识在男权世界面前展露无遗。
（二）
在《词论》中，李清照以亲身参与创作的实践经验，梳理总结了词的发展规律，并对词坛诸多名家进行批评品鉴。《词论》虽然没有恢弘伟段，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清照独特的女性意识关于词学思想及审美标准的审美意识与批判意识。
“词”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品种，又称乐府、长短句、诗余、琴趣等等，始于南朝，定形于晚唐，盛行于北宋。李清照所处年代正是词学盛行之时。正值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诗词合流”、“自是一家”词论大行于世，且苏东坡等人那“以诗入词的词”又颇有影响。诚然，打破一些诗词界线，拓宽词的创作渠道，自然是好的。但词毕竟要协律合乐，宜于歌唱。据有些记载，称苏东坡本是不太懂得音律，而所谓“皆句读不葺之诗”。
他这文坛巨子，既一言九鼎，又作得出那虽不协音律、却极令人喜欢的“大江东去”之类。若世人皆效法填词，词便再也不能唱。因此，李清照疾呼词“别是一家”，极力张扬“词”的自身特性，因又以身作则，几乎不逾雷池一步地按词作词，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以致真正的词学，得以相续成章绵延不绝。
我们应当敬佩李清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才华与勇气。因为在男人横行的社会，女人是没有出头的机会，更没有说话的权力，甚至是对男权应当没有任何不恭。敢对男人特别是权贵品头论足的，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而李清照全然不顾这些封建礼教，大胆直言，向一贯标榜“神圣”的男权发起挑战。
（三）
“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通过对李煜这个亡国之君以及他的所谓君臣的词评论，在肯定南唐君臣“尚文雅”的同时，指出其“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时代特征，再次表明李清照论词与时代紧密相关。她是提醒当代的社会：一定要吸取李后主的教训，不要当亡国奴。女人不要安于享乐，要觉醒，只要可能，随时准备担当起“男人”任务，保家卫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正是这种时代召唤女性意识的真实写照。
（四）
通过柳永和柳词的评价，把女性意识寄予于赞赏柳永同情下层女子的命运与生活意境之中。
“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充分肯定了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作慢词的功绩，并对柳永同情“红尘女子”和广大下层群众大加赞赏。“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以前很多评论家和学者普遍认为“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是对柳永的批评与贬低。其实不然，李清照作为一个十分同情下层女子的女人不可能在对“百年柳词”大加赞赏的同时去批评专门为女子填词的柳永。
我们从古文研究入手，请看“虽”、“而”在古文中的另外的解释。
“虽”：还有一个解释，可以当“唯一”讲。
“而”：还有一个发音，读作“能(neng)”，通“能、能够”。
这样，就可以解读为：一百年来，自柳永开“始”“变旧声作新声”，以《乐章集》著称于世。（柳永）是“唯一”的通晓“协音律”的，“能够”将词写给“红尘女子”和广大下层人民的。
为什么李清照如此赞扬柳永柳词哪？
柳永和柳词以其处的历史时代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和贴近生活的创作、以及同情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污辱的歌妓生活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感染力，这在整个宋词发展中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在柳永的咏妓词中表现出的是对歌妓的赞美和尊重。柳永一反传统的把妓女作为自己遣兴、抒怀、发泄、娱乐的工具的等级观念，不仅不把歌妓当作消遣取乐的“尤物”，反而当作得意的风尘知己。还有不少词篇写出了歌妓并非甘心过着那种强颜欢笑供人取乐的辛酸生活，而对平凡和满家庭的生活充满希翼和眷恋，感情坦率真挚。
难道这不是李清照倡导女性意识的具体体现吗？回答是肯定的！
（五）
李清照写作《词论》的年代，正是使苏轼成为整个社会文化偶像的时代。词坛上出现了高度评价苏轼词风，向苏轼新词风学习的热潮，为新词风的流行提供了适合的文化环境。一大批词人，创作出了完全不同于那些所谓“本色当行”词的作品。这一方面使得词坛有了新气象，但也为那些不讲音律、不讲词艺者，提供了粗制滥造的借口。针对词坛学苏热潮所产生的流弊，李清照想通过《词论》提出批评意见，应当说为李清照提供了客观理由。
《词论》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作于南渡之前，可称为“北宋说”。黄墨谷教授在他的《重辑李清照集》中考证说，此文“作于政和年间”。
政和之年，是公元1111至1117年，这6年正是李清照在青州的第4年至第10年。如果据此而言，李清照的《词论》，正是写于青州了。此时的李清照当是“而立之年”。
【另有南宋之说。有文献称与苏黄的禁令有关。南渡之后，有关苏黄的禁令无疾而终，使苏轼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偶像。李光、李纲、向子、张元斡等一大批词人，创作出了完全不同于北宋 “本色当行”词的作品。这一方面使得词坛有了新气象，但也为那些不讲音律、不讲词艺者，提供了粗制滥造的借口。针对词坛学苏热潮所产生的这一流弊，李清照想它通过《词论》提出批评意见。这样理解有道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我还是倾向“北宋说”】
政和之年是“靖康之难”前夜。金兵逐渐向北宋进逼，北宋王朝日渐吃紧，人们的生活开始由安定向动乱转化。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主和派卑躬屈膝，秦桧之流甚至出卖主权。主战派受到打击和排挤，加上北宋历来轻视边防建设，最终葬送了北宋大好河山。而那些自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词人却在相轻，朝廷内外相互倾轧。这样的背景怎能不让正是三十而立、青春年华而又才华横溢、满怀抱负的李清照不对这些男人表示鄙视那？！
再来看看李清照在青州的生活背景。李清照生于1084年。18岁的她嫁给了金石家赵明成。他们在青州度过了非常美好与惬意的幸福时光。但是这并不能掩饰李清照的远大抱负。
应该看到，丰富、惬意的田园生活，使得李清照专心研究词论，在这里，李清照赵明成夫妇相互探讨交流词论与金石文化，为完成词论奠定基础。
《词论》的出世，不是历史的偶然。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民间作者与文人作家的共同努力，到宋代，词这种新诗歌载体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到了两宋，词成为文学正宗。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新起点，它继承前唐文化的遗留，开启了后世文化的新章，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宋文化高峰，究其原因，这与赵宋王朝大力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
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为吸取唐、五代武将乱政的教训，为巩固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中更以“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为其基本国策。宋太祖亲自过问科举；宋太宗即位，特重取士之制。由此科举取士制度不仅定为长制，而且时有改进，录取的名额也逐年增加。这种取士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到仁宗而不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举国上下由科举入士谋取功名自然成风。李清照的家庭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她父亲是著名的“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清照虽然是女性，依然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青州：正是在这种良好文化氛围、幸福的田园与强烈的词学抱负欲望相交织的特殊背景之下，李清照在此完成了《词论》这一千古奇篇！
（六）
《词论》的历史贡献在于给出了词学的基本原则与审美标准。
在论述词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创作特点中，认为词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盛唐时期，词与音乐相结合；第二阶段：晚唐五代时期，词的数量大增，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思想格调却很低；第三阶段：宋词时期，这是词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词作家辈出，词作数量增加，而且词风各式各样。
给出词创作的审美标准与要求：(1)词体勿“破碎”、“协音律”；(2)要讲“铺叙”、要求“故实”。(3)要求词的格调高雅、典重；
指明词的发展方向。相对“自是一家”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诗词不同属。词的创作应该严格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突出词的三个特点：一是必须以“完整”（勿破碎）“协音律”作为词的基本要求，二是以“铺叙”“故实”突出词的中心思想，三是以“情致”“典重”体现词的语言情趣美。
（七）
《词论》通过对词律的严格界定体现词的发展规律。不幸的是，由于过于苛求“词律”而限制了词学的发展。
李清照一生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当然是在词方面，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词人，她的性格、她的整个生命，就象一首委婉动人的词。她生于北宋末年，当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这些婉约词人之后，而被誉为“婉约正宗”。因为她是女性，而词可以说是一种十足女性化的文学，所以自然能充分表现出词所特有的柔性女性意识。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八郎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词论》的最大贡献在于“词”的基本规律。
但是，不能不承认，由于历史局限性，《词论》过分强调“词律”，使得词在以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这是李清照本人没有料到的。
究其历史局限性，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阶级局限性。李清照出身封建官宦家庭，她的身上还有很深的封建贵族的阶级烙印，她只是对男权思想的挑战，还不可能对她所处的封建制度进行抨击。因而在女性意识上，只是满足对格律的审美需求，归根到底，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理论的局限性。不能不说李清照给出的关于词学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应当从“诗”“词”“歌”“音乐”的发展来看，实际是：同出一源，殊路同归，各自成系，各有自律。同出一源，殊路同归，讲的是“自成一家”。而“各自成系，各有自律”说明“别是一家”。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各自客观发展规律去分析，通过与时俱进的认识观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思路。如果单纯的去把诗词从系统上区分，就会将诗词对立起来，最终限制了词的发展。
阅历与实践经验的局限性。由于李清照写作《词论》的时期是她青年时期，还只是在田园生活中，缺少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思考。李清照本人的社会和自身创作实践还只是从家庭的教育与占有的创作素材的限制，她只是总结了前人的部分成果加之自身还是很少的实践过程，就给出了词的全部答案，是不科学的，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主观臆想，对词的后续发展缺少科学的预见性。
尽管李清照正是在词学盛行之时，追求词的完美作出了中国第一篇论词之章。给出了“别是一家”的提法，使词这种新兴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词曲创作的繁荣起了保证作用，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地得以占有一席它应有的重要地位。但是，自《词论》问世，就不断遭到历代文人的批评与非难。甚至借用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诗句批评诽谤她。既便是当代，仍有人批评她保守、僵化，阻碍了词学的发展，但这些并不能抹杀李清照的历史功绩。相反的，我们也正清晰地看到了《词论》的真理本性与光焰特征。如何把握词的发展进程与社会时代之关系，置之与广大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符合文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客观规律，这便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具有社会文化特征了。这些都直接启迪、导引了后世词论的发展。
河北 王婕
偶查史料，看见李清照《词论》，如获珍宝。以前了解一些有关李清照《词论》的评论，却没有在意，今日一读，感悟颇深。
李清照的词，在宋词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性大词人，文词绝妙，被尊为婉约宗主。 她的词学高峰，至今无人匹敌。看见《词论》，惊讶的是，她的词学理论，同样令人叹服。
《词论》区区不足五百字，通俗易懂而内涵丰富。论述简洁而立论高远，特别是里面蕴含的挑战名人的批判意识、女性自身的觉醒意识和特有的追求词学完美的审美意识深深的感染着我。
（一）
在李清照生活的社会时代已是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传统社会，男性是主导，而女性是在男权思想的挤压下、无任何权力和地位的弱势群体，她们的地位和声音被人为地忽略。即使有一些能够反映女性声音的“文学作品”也都是由一些男性作家描摹女性口吻，从而替代了女性自身的声音。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声音，都只是作为以满足男性的心理寄托和情感欲望的对象出现的。他们视女性为供赏把玩的“花瓶”，并非真正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及生活原貌，肤浅且鄙俗。李清照却能用自己女性特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识展现了一个男性社会无法体会与表达的纯真的女性情感世界。
目前学术界对李清照和《词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水平也已经相当高。但有些研究《词论》的理论文章和评论，还有相当的欠缺。并未深刻地揭示与剖析其根源于封建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的思想冲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压在广大妇女头上的大山和捆绑妇女的精神枷锁。正是李清照作为被压迫的女性，才会发出觉醒的声音。她大胆地以理论的形式来直言男性词人的错误，掷地有声；以自身情感世界与实践对男性词人和词抨击鞭笞，毫不留情。李清照把自己的女性世界向往独立自主的精神与女性意识在男权世界面前展露无遗。
（二）
在《词论》中，李清照以亲身参与创作的实践经验，梳理总结了词的发展规律，并对词坛诸多名家进行批评品鉴。《词论》虽然没有恢弘伟段，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李清照独特的女性意识关于词学思想及审美标准的审美意识与批判意识。
“词”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品种，又称乐府、长短句、诗余、琴趣等等，始于南朝，定形于晚唐，盛行于北宋。李清照所处年代正是词学盛行之时。正值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诗词合流”、“自是一家”词论大行于世，且苏东坡等人那“以诗入词的词”又颇有影响。诚然，打破一些诗词界线，拓宽词的创作渠道，自然是好的。但词毕竟要协律合乐，宜于歌唱。据有些记载，称苏东坡本是不太懂得音律，而所谓“皆句读不葺之诗”。
他这文坛巨子，既一言九鼎，又作得出那虽不协音律、却极令人喜欢的“大江东去”之类。若世人皆效法填词，词便再也不能唱。因此，李清照疾呼词“别是一家”，极力张扬“词”的自身特性，因又以身作则，几乎不逾雷池一步地按词作词，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以致真正的词学，得以相续成章绵延不绝。
我们应当敬佩李清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才华与勇气。因为在男人横行的社会，女人是没有出头的机会，更没有说话的权力，甚至是对男权应当没有任何不恭。敢对男人特别是权贵品头论足的，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而李清照全然不顾这些封建礼教，大胆直言，向一贯标榜“神圣”的男权发起挑战。
（三）
“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通过对李煜这个亡国之君以及他的所谓君臣的词评论，在肯定南唐君臣“尚文雅”的同时，指出其“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时代特征，再次表明李清照论词与时代紧密相关。她是提醒当代的社会：一定要吸取李后主的教训，不要当亡国奴。女人不要安于享乐，要觉醒，只要可能，随时准备担当起“男人”任务，保家卫国，“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正是这种时代召唤女性意识的真实写照。
（四）
通过柳永和柳词的评价，把女性意识寄予于赞赏柳永同情下层女子的命运与生活意境之中。
“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充分肯定了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作慢词的功绩，并对柳永同情“红尘女子”和广大下层群众大加赞赏。“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以前很多评论家和学者普遍认为“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是对柳永的批评与贬低。其实不然，李清照作为一个十分同情下层女子的女人不可能在对“百年柳词”大加赞赏的同时去批评专门为女子填词的柳永。
我们从古文研究入手，请看“虽”、“而”在古文中的另外的解释。
“虽”：还有一个解释，可以当“唯一”讲。
“而”：还有一个发音，读作“能(neng)”，通“能、能够”。
这样，就可以解读为：一百年来，自柳永开“始”“变旧声作新声”，以《乐章集》著称于世。（柳永）是“唯一”的通晓“协音律”的，“能够”将词写给“红尘女子”和广大下层人民的。
为什么李清照如此赞扬柳永柳词哪？
柳永和柳词以其处的历史时代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和贴近生活的创作、以及同情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污辱的歌妓生活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感染力，这在整个宋词发展中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在柳永的咏妓词中表现出的是对歌妓的赞美和尊重。柳永一反传统的把妓女作为自己遣兴、抒怀、发泄、娱乐的工具的等级观念，不仅不把歌妓当作消遣取乐的“尤物”，反而当作得意的风尘知己。还有不少词篇写出了歌妓并非甘心过着那种强颜欢笑供人取乐的辛酸生活，而对平凡和满家庭的生活充满希翼和眷恋，感情坦率真挚。
难道这不是李清照倡导女性意识的具体体现吗？回答是肯定的！
（五）
李清照写作《词论》的年代，正是使苏轼成为整个社会文化偶像的时代。词坛上出现了高度评价苏轼词风，向苏轼新词风学习的热潮，为新词风的流行提供了适合的文化环境。一大批词人，创作出了完全不同于那些所谓“本色当行”词的作品。这一方面使得词坛有了新气象，但也为那些不讲音律、不讲词艺者，提供了粗制滥造的借口。针对词坛学苏热潮所产生的流弊，李清照想通过《词论》提出批评意见，应当说为李清照提供了客观理由。
《词论》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作于南渡之前，可称为“北宋说”。黄墨谷教授在他的《重辑李清照集》中考证说，此文“作于政和年间”。
政和之年，是公元1111至1117年，这6年正是李清照在青州的第4年至第10年。如果据此而言，李清照的《词论》，正是写于青州了。此时的李清照当是“而立之年”。
【另有南宋之说。有文献称与苏黄的禁令有关。南渡之后，有关苏黄的禁令无疾而终，使苏轼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偶像。李光、李纲、向子、张元斡等一大批词人，创作出了完全不同于北宋 “本色当行”词的作品。这一方面使得词坛有了新气象，但也为那些不讲音律、不讲词艺者，提供了粗制滥造的借口。针对词坛学苏热潮所产生的这一流弊，李清照想它通过《词论》提出批评意见。这样理解有道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我还是倾向“北宋说”】
政和之年是“靖康之难”前夜。金兵逐渐向北宋进逼，北宋王朝日渐吃紧，人们的生活开始由安定向动乱转化。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主和派卑躬屈膝，秦桧之流甚至出卖主权。主战派受到打击和排挤，加上北宋历来轻视边防建设，最终葬送了北宋大好河山。而那些自恃“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词人却在相轻，朝廷内外相互倾轧。这样的背景怎能不让正是三十而立、青春年华而又才华横溢、满怀抱负的李清照不对这些男人表示鄙视那？！
再来看看李清照在青州的生活背景。李清照生于1084年。18岁的她嫁给了金石家赵明成。他们在青州度过了非常美好与惬意的幸福时光。但是这并不能掩饰李清照的远大抱负。
应该看到，丰富、惬意的田园生活，使得李清照专心研究词论，在这里，李清照赵明成夫妇相互探讨交流词论与金石文化，为完成词论奠定基础。
《词论》的出世，不是历史的偶然。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的民间作者与文人作家的共同努力，到宋代，词这种新诗歌载体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到了两宋，词成为文学正宗。
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新起点，它继承前唐文化的遗留，开启了后世文化的新章，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宋文化高峰，究其原因，这与赵宋王朝大力推行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
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为吸取唐、五代武将乱政的教训，为巩固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中更以“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为其基本国策。宋太祖亲自过问科举；宋太宗即位，特重取士之制。由此科举取士制度不仅定为长制，而且时有改进，录取的名额也逐年增加。这种取士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到仁宗而不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举国上下由科举入士谋取功名自然成风。李清照的家庭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她父亲是著名的“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清照虽然是女性，依然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青州：正是在这种良好文化氛围、幸福的田园与强烈的词学抱负欲望相交织的特殊背景之下，李清照在此完成了《词论》这一千古奇篇！
（六）
《词论》的历史贡献在于给出了词学的基本原则与审美标准。
在论述词的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创作特点中，认为词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盛唐时期，词与音乐相结合；第二阶段：晚唐五代时期，词的数量大增，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思想格调却很低；第三阶段：宋词时期，这是词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词作家辈出，词作数量增加，而且词风各式各样。
给出词创作的审美标准与要求：(1)词体勿“破碎”、“协音律”；(2)要讲“铺叙”、要求“故实”。(3)要求词的格调高雅、典重；
指明词的发展方向。相对“自是一家”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诗词不同属。词的创作应该严格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突出词的三个特点：一是必须以“完整”（勿破碎）“协音律”作为词的基本要求，二是以“铺叙”“故实”突出词的中心思想，三是以“情致”“典重”体现词的语言情趣美。
（七）
《词论》通过对词律的严格界定体现词的发展规律。不幸的是，由于过于苛求“词律”而限制了词学的发展。
李清照一生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当然是在词方面，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词人，她的性格、她的整个生命，就象一首委婉动人的词。她生于北宋末年，当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这些婉约词人之后，而被誉为“婉约正宗”。因为她是女性，而词可以说是一种十足女性化的文学，所以自然能充分表现出词所特有的柔性女性意识。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八郎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词论》的最大贡献在于“词”的基本规律。
但是，不能不承认，由于历史局限性，《词论》过分强调“词律”，使得词在以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这是李清照本人没有料到的。
究其历史局限性，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阶级局限性。李清照出身封建官宦家庭，她的身上还有很深的封建贵族的阶级烙印，她只是对男权思想的挑战，还不可能对她所处的封建制度进行抨击。因而在女性意识上，只是满足对格律的审美需求，归根到底，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理论的局限性。不能不说李清照给出的关于词学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应当从“诗”“词”“歌”“音乐”的发展来看，实际是：同出一源，殊路同归，各自成系，各有自律。同出一源，殊路同归，讲的是“自成一家”。而“各自成系，各有自律”说明“别是一家”。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各自客观发展规律去分析，通过与时俱进的认识观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现实思路。如果单纯的去把诗词从系统上区分，就会将诗词对立起来，最终限制了词的发展。
阅历与实践经验的局限性。由于李清照写作《词论》的时期是她青年时期，还只是在田园生活中，缺少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思考。李清照本人的社会和自身创作实践还只是从家庭的教育与占有的创作素材的限制，她只是总结了前人的部分成果加之自身还是很少的实践过程，就给出了词的全部答案，是不科学的，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主观臆想，对词的后续发展缺少科学的预见性。
尽管李清照正是在词学盛行之时，追求词的完美作出了中国第一篇论词之章。给出了“别是一家”的提法，使词这种新兴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立门户，脱离诗而单独成为一大类别。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词曲创作的繁荣起了保证作用，使词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地得以占有一席它应有的重要地位。但是，自《词论》问世，就不断遭到历代文人的批评与非难。甚至借用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诗句批评诽谤她。既便是当代，仍有人批评她保守、僵化，阻碍了词学的发展，但这些并不能抹杀李清照的历史功绩。相反的，我们也正清晰地看到了《词论》的真理本性与光焰特征。如何把握词的发展进程与社会时代之关系，置之与广大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符合文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客观规律，这便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具有社会文化特征了。这些都直接启迪、导引了后世词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