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初露诗才 在学诗的道路上，我曾走过一段不算很短的路。事实上，我确实也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可以说，写诗的经历，是我爱好和从事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也是比较重要的辉煌阶段。 前一章，我讲过，我诗歌创作的灵感是我接触亚杰以后才有的。这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但亚杰走进我的生活后，我的确有了创作的冲动。《赠予》就是在亚杰往我胸前别笔的一刹那涌起的诗情，《蜜月》是我婚后不久“漫步小径”留下的诗行...... 婚前婚后，我写了大量的爱情诗，这些诗，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我的感情生活。 当然，在那些柔情似水的日子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诗歌爱好者，没有与他们频繁地接触，单凭亚杰给我带来的那一点点“冲动”，我是绝对写不出真正的诗，我也绝对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便成为他们中诗歌创作的佼佼者。 在文化乡，一提“包黑子”，几乎无人不知。教育口的人都说他“脑子带轴承”，那意思说他奸猾又聪慧。 老包能说能写，谁都知道。在任永利小学校长期间，作为下属的我，在教完《老牛》一文曾一时兴发，写了一首长诗《我是一头牛》。他笑了，称赞这首诗写得不错，并提笔热情地斧正。他如此注意我，我对他顿生好感。此后，我与包校长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包校长很健谈，也很有见解，与他交谈，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我从心底敬佩他。 假日里，我常带着厚厚的诗稿去他家，每次去，无论他多忙，都会把家里的事推给他能干的老婆去做，而一心陪我天南海北。我带去的诗稿，他都会提笔写下意见。最让我佩服他的是：我苦思多日找不到恰当的韵脚，他会沉思片刻脱口说出，有时甚至一口气把整首诗的韵脚理顺。我很崇拜他。 后来，有些老师说，我的字像老包，这一点不奇怪，我们经常泡在一起，包老师的字根本用不着我刻意去模仿，那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可惜，87年调到中学后，因为忙于工作，与他接触少了。再后来，包校长因工作上的事，跟中心校领导整得挺僵，他四下叫屈，开罪了当时的乡书记，以致落得个停薪留职的下场。 90年调到老虎岗中学后，再没见到他，只听说有段时间他走村串户给人算卦了，几年后又听说他疯疯癫癫了，都是听说，我没有亲见。想到他，我总会把他和贾平凹《废都》中的“上访痞子”后来每日早晚在街巷喊“承包破烂”的老头相比较。包老师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一套一套的，也相当深刻。 唉！尊敬的包老师，你现在好吗？ 在我学诗的起步阶段，我与苏学艺老师有过较多的接触，在诗歌创作上，我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在读初中时，苏老师曾教过我几天语文。许多年前，他也曾写过一些新闻，他家珍藏了许多书。每次去他家，我都会借回一些书。他也十分热情地向我推荐一些好书。记得，他向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牛虻》，这本书真是一本好书，我仔细读了好几遍，那语言掷地有声。 上苏老师家，有时我也会拿去一些诗稿请他给改改，他一般只在字词上稍加动动，很少像包老师那样大删大砍。他对我的诗稿，溢美之词颇多，他常常建议我往出寄。 以前，我只是写，从未有发表的欲望，在苏老师的鼓励下，我活心了。我把长诗《雪的遐想》寄给了市群艺馆，不久，我收到了馆长邱兰玉老师的来信，信中盛赞道：“张林同志，你的诗已进入了比较含蓄和语言形象地步，很有发展。如《雪的遐想》里，像无数的银蝶/寻觅春天的踪迹/追逐着久别的情侣......不乏类似佳句。”在信的末尾还热情地向我约稿：“八六第一期稿件均为《万宝山》专号，第二期上准备给你发点稿子，能不能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着手从植树节这个角度写点稿子，从一个侧面去写。”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此后，在市《文化生活》上，陆续发了我十多首诗歌。当初，如果不是苏老师一再催我把诗稿寄给群艺馆的邱老师，我不会在学诗不久就产生强烈的发表欲，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诗稿见诸报端，更不会引起身边的许多人对我刮目相看。 如果说包老师使我养成了“反复修改”习作的良好习惯，那么苏老师便给了我证明自己给别人看的勇气。 但凡诗作发表，我都能想象出苏老师那欣慰的笑容，我也都能感受到他目光中那充满热切的鼓励和浓浓的期待...... 在文化乡的写作圈子中，张长弓算得上是最有成绩的一位了。他虽只四年文化，但他几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痴心不改。 他的起步比较早，文革期间，他就小有名气。他曾写过《中山狼传》影射邓小平，也因此差点没把他抓起来。他的笔杆子挺硬，成文也挺快。据乡上的一些人讲，他给领导写报告，领导在会场讲，他在办公室写，都能供上领导发言用的。当时，张长弓是乡文化站站长，又是党委秘书，不同于一般人，我虽知道他挺能写，但很少主动接近他。 直到1988年春节期间，市文化馆要举办“诗歌演唱会”，邱老师给张长弓打来电话，让他转告我在演唱会上朗诵我的长诗《我是一头牛》，张长弓这才叫他在初中一年级读书的闺女捎话，让我到他家去一趟儿。我们见了面。他除了告诉我第二天一早上安达参加演唱会外，还询问我坚不坚持写日记，我如实相告：一直坚持写。他听了很高兴，让我不要间断。这是我们第一次彼此认识。 此后，一个礼拜天，我带着一叠诗稿，去了张长弓（老师）家。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改了几首诗。我认为改的很是地方。对他，我油然而生敬意。 这以后，我倒也主动地找过他几次，但每次，我都没有同他平等交流的感觉，与他在一起，我很少能插上什么话，我只有恭而敬之地听的份儿。 有一回，我帮张长弓到乡上出“黑板报”，在抄写他的一首诗时，我一边抄一边对诗句“评头品足”。他很不是心思，他涨红着脸，说我不懂，那是诗的语言云云。唉，都怪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讨没趣。 许多天后，我拿了一些诗稿再次去他家，他的家人说他铲地去了，我求教心切，亲自上地见他。他不如以前热情了，很勉强地放下锄头，翻了翻诗稿，只淡淡地说了说，没动笔改，我非常非常地失望。这以后，我好长时间没再去找他。直到有一首经过他改的诗《播春》发表在《文化生活》上，他看到后，见到我，劈头问：“屋檐上小诗滴滴/把火爆的鞭樱染红。两句怎么成了：出村的车队/鞭挽长虹。？”我说在寄出时我改的，他顿时面沉似水，什么也没说。我约略感到我们之间也许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些天，我很矛盾，我不是不尊重他的意见，我只不过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不上这有什么错。 思来想去，我不准备再去找他了，更不准备再拿诗稿去请教于他，我决心要独立写诗，我要真真正正地写出自己的声音。 我与张长弓之间中断交流，是在一次乡里举办“十一”文艺汇演之前。乡上要求每个单位出几个节目。在汇演前，张长弓亲自到各单位审节目。中学给我报了个诗朗诵，我赶写了一首长诗。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王宝祥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说张长弓要看看我的诗朗诵准备怎么样了。我拿着诗稿，怯怯地走进了校长室，我跟张不很自然地打了一声招呼，我把诗稿递了过去，张长弓把手一摆：“你写的呀？不用看了。”那口气，听来刺耳，我猜不出张长弓咋个心思。当时我认为他瞧不起我（或许也有对我放心的意思），反正从校长室出来，我十分气闷，也就从这以后，我没再找过他，再也没拿诗稿求教于他，我的诗歌创作也一度陷入苦闷期。 提到与张长弓之间的一些“节目”，我不是借张之名来抬高自己，更不是伤害张。事实上，张长弓的写作功底深厚，也相当有成绩。为此，他从乡里调到市宣传部当副部长，后来又调到文化局当副局长。在文化乡，他带出一大批“徒子徒孙”，“树倒猢狲散”，张调出文化乡，文化乡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也曾多年“门前冷落鞍马稀”，以致“青黄不接”。张长弓的能力，不可低估。 刘琦（化名）是我初中同学，在小学教学时，我们教同一年片，他比我参加工作早大约一年。他的数学课，中心校抓业务的领导比较看重，小学那头搞课，他出数学，我出语文。因而，我们经常一块上市里听课，回来再出一节课，传达教研会会议精神。 有一次，上安达听课，我们住在原来的“东方旅社”。一早起来，推门进屋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往我的床头一坐，掏出扑克耍开“三张”。刘琦挺好信，凑上前，掏出钱，一会儿压黑一会儿压红，不大一会儿就输了好几十。这阵势以前从来没见过，我在一旁看不过，说道：“你该压红不该压黑！”那个耍“三张”的家伙见我干说不参与，便冲我将起军来，东北人就怕将，我说：“我压咋的！”刘琦也在一旁怂恿我“压一把”，并从兜里掏出五元钱给我，啥人都怕三撺掇，而刘的“义举”也使我深受鼓舞，我接过钱，“压！”第一把输，第二把也输，第三把还是输，就这样，我也跟进二三十元。当满脸横肉的家伙得意地走出屋，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可是一切都晚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当，许多年来，我一直把此事埋藏在心底，默默地承受着良心的谴责。事后，刘琦说我不该上这个当，这个犊子，当时你还那么撺掇我干啥？你上当，还拉着我也上当。这里，我不是责怪刘，把这件事写出来，也不是把责任推给他，我只是想说，自己太过单纯，太感情用事了。 我真正地了解刘琦的为人，那是我调到中学以后的事。那时，刘琦和张长弓相交甚密，他的诗稿大都经张长弓改后，再由张长弓往上推荐，我很羡慕他和张长弓的关系。 后来，我注意到：刘琦所发表的诗稿，经常署上张长弓的名字。我问刘，他说张长弓的名气大，署他的名寄出去容易发。我感到很悲哀，为刘琦，也为张长弓。这算咋回事，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能不能发表是另一码事。我痛苦地想：我与张长弓之间的不和谐，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这个问题绝对残酷，我真的不能回答自己。我深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度都是对自己的亵渎。 当时，文化乡好写的几个都参加了省文学院函授，唯我是个例外，那得花钱呀！在跟刘琦谈及改稿无门的苦楚时，他说：“把你的诗抄下十首，我求我们函授指导的老师给改改。”我满心欢喜，抄了十首诗给了他。几天后，小学教师集中上来开会，刘见到我，没等我问，便乐呵呵地对我说：“你的诗稿，我们的指导老师很满意，给你发了几首，样刊都寄来了。等哪天我给你拿来。”我自然很高兴。几天后，再次见到刘，他却苦着脸对我说：“指导老师来信把样刊追了回去。说你不是学员不给发。”我猜不出刘琦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凭我的直觉，这里面一定有鬼。（见到样刊，一定是发了，说把样刊追回没道理，或许发表是以刘琦的名发的，我见到使他尴尬，他才干脆如是说。） 打这以后，我再没有把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诗稿转给任何人，我的诗稿不一定有多大份量，但我不能容忍那些“假文人”拿我的作品招摇过市。 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就是时候没到。头些年，刘因和小学校长一同到“水勺沟”屯嫖娼，被开除教师队伍，回家种地去了。自从调到老虎岗工作，我再没见到他，我也不想见到他。一想到自己的那十首诗，我就有气，他太不对劲了，他是十足的“文痞”。 马家军（化名）与我也有过一面之交。他当时是中心校的语文辅导员，乡上的马家礼是他的哥哥，他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起初，我以为我们之间会相处得很好。 记得有一次，他到永利村小学听我的课，我知道他有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讲完课，学生做练习时，我拿出一叠诗稿，求他抽空给看看。他倒满口答应，把诗稿收下了。听完课，没和我交换意见，他就回了中心校。没想到，他跟主抓业务的杨某说我上课不认真讲给他看诗稿。我猜不出马家军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都不对劲。杨某随后到永利小学听我的课，那意思是想压压我。在交换课时，我和杨吵吵起来了，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过赘述。 说心里话，我不是拿诗稿有意在马家军面前显示自己，我只是出于对马家军的实实在在地认可，我很想同他在诗歌创作上切磋切磋，以便从他身上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最终事与愿违，我始料未及。 邱兰玉是市艺术馆馆长，前面我已经提过，他是我接触文学圈子里人当中最为热心的一位。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给我写过许多信，每每读他写给我的信，我都会感到有一股暖流流进心田。 他主编的《文化生活》，没少发我的诗歌稿件。我们之间不掺杂任何庸俗的东西，我始终把他当作我诗歌创作的一位良师。1995年，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但信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我对邱老师的全部真情。特把这封信附在这里，以飨读者。邱老师： 您好！ 好些年没联系了，不是自命清高，更不是不珍惜昔日的友情。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您的美好印象愈加地清晰起来。 在学诗的道路上，您曾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莫大的帮助，每每想起，我的心底就涌起无限感激的浪花。但是，由于愚笨而又缺乏悟性，我始终没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说来惭愧。 调到老虎岗中学以后，工作闲暇，倒也写了点，寄出一些，但发表的却是寥寥。经过的时日一多，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写诗，也便成了一种心理负担。后来，我干脆不寄，也很少写。 然而，写日记的习惯，却像洗脸、刷牙一样，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十多年来，我写了五十多本日记。翻阅一本本饱含真情的日记，我感到格外充实。 考上内招，在与建臣的接触中，了解到近些年，现实，没能改变您扶植“安达文学新生力量”的初衷。出于对《安达文艺》（像个刊名）的钟爱和支持，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前，曾托建臣给您捎去三首诗。不知收到否？ 从绥化教育学院回来，我又誊抄几首诗，寄去。算是我对贵报奉献出的一份爱心吧！当然，能用则用，不能用，绝不要勉强。 很想再捧读您的来信，得到您的指教。我期待着...... 谨颂编安！ 张林 1995年6月4日 我之所以原原本本把这封信附于此，意在表明我对邱老师深深的歉疚，在我痴迷诗歌创作的那些年，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的内心充满着对他无限的感激和由衷的敬意！ 以上，我简略回忆了自己沉迷于诗歌创作的几年中，与我有过较多交往的写家子，我真实地写出一些细节，无意于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更无意于借他们各自的身份来表明自己的不凡。对他们的点滴评价，我也仅是从自己内心的真切感受出发。我不能也不敢拿审视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派头来给他们盖棺定论。我是个普通人，我从没一刻忘记自身的渺小。褒也好贬也好，都不是我的本意。 我始终认为：能与上面几位有过较多的交往，这都是生来的缘分。不管咋说，从感情上，我是能够接受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再者说，许多不愉快于我也有责任。事实上，我回忆这段经历，追忆这些人和与这些人的交往，这也是一种怀旧，而谁又能说这经历的本身不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呢？！
我的前半生（自传体小说-椰子）
RE:我的前半生（自传体小说-椰子）
云想衣裳，这些东西可以移到QQ空间，而且，还可以作出各种表情放在自己的空间里，有疑难问题，留言给我，互相学习，再会！
